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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直在上海？”童海问。
“差不多算是吧。”黎世杰不是很确定童海对自己的事情知道多少，从常理来说，他不可能知道什么。黎世杰是个小人物，几乎不可能接触重要案件的内幕，没有什么机会和大人物交往，和南京以外的部门也很少联络。即便在南京，他也极少和本部门之外的人产生关系。黎世杰认为对方对自己的了解不会超过自己对对方的了解，他并不特别担心自己的过去，76号近四分之一的人都有和他们同样的经历，他算不上特殊。
“你呢？”黎世杰反问，“怎么到上海来了？”
“武汉保卫战失败后我到了重庆，今年初到了上海，我赞成汪先生的救国理论，以前在中统和丁主任、李主任也都认识，经李主任的关系到了特高科。”
对于他冠冕堂皇的下水理由，黎世杰在心里出了冷笑。
两人闲聊了一会，由于过去的时光过于遥远又过于短暂，两人都没有足够的记忆来恢复，黎世杰又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于是谈话在勉强持续了十来分钟后不得不停止。
对于童海，黎世杰并没有太放在心上。除了以前曾经有过短暂的同事关系，在黎世杰眼里，基本上他和特工总部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可能对自己构成任何威胁，因为要调查清楚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象他们这样的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每个人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大家心照不宣，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招惹麻烦。
民国二十九年夏天，上海特别地热，但比起从欧洲涌进来的人潮，这种热度也就算不得什么了。随着法国的沦陷和盟军被逐出欧洲大陆，法国人、犹太人成千上万地涌进租界。这些洋人不再是以往那些气定神闲风度翩翩并怀着强烈优越感的观光客、冒险家、实业家、投机商，而变成了拖家带口、惊慌失措的逃难者。日本人总是怀着好奇而鄙视的态度审视这些来自欧洲文明世界的人们的凄惨模样，就连中国人看他们的时候也带上了某种嘲弄的目光，一如三年前洋人们看着从华界拼命涌进租界逃难的中国人时的不屑和怜悯，尽管中国人其实并没有资格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使用这种目光。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人对遥远的欧洲生的事情既不关心也不了解，不过有一点是所有人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孤岛的美好日子也快要走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