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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报废的SL产的老五四,咱们南京产的长江200就是参照它做的,这个是输片板,那个是接片版,有人叫法不太一样,但都是这么个意思……”

老刘说话时的声音要比唱曲的时候小,动作很轻,每个步骤都像是经过千百次演练似的。

边说边介绍放映机的两个支臂,以及一些部件。

陈景年没说话,而是连连点头。

“现在是晾片,我把胶片过一遍,看看药水和胶水有没有粘到一起的地方,然后再倒回来。你记住上拷贝的时候要左手持片夹,右手持片头,影像朝下,片孔靠怀,这样放的片子才是正的……”

老刘边说边用手摇动着一个手柄,输片板上的拷贝缓缓地转动起来,经过老刘那布满老茧的手,里面的胶片也被一点点传送出来。

陈景年弯腰站了半天,发现老刘那双关节有点变形的手会不自觉地微微抖动,而胶片却丝毫不动。

他转了一个方向,才看清老刘的手指缝是虚合着的,始终和胶片保持着些许的距离。

“这是我自个儿的习惯,一半都是用眼睛看。像我这么做的话,手不能夹住胶片,那样就把胶片磨花了。

但也不能张得太开,要似合非合的,这样能察觉到一些破损的地方。真放电影的时候,这么做还能感应到胶片的温度,温度高了就要小心不要烧了片子。”

老刘姜黄色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接着说道:“拷贝是咱们放映员的命根子,我记得培训的时候,我的老师说过,拷贝比咱们的命都值钱,我们一个月三四十块钱的工资,这一本新出来的胶片就要几千块钱,所以要求下雨天要先给拷贝打伞穿雨衣,摔了也要护住拷贝,让拷贝摔在我们的身上。”

“知道了,师傅。”

陈景年能明白这个时代的人把工作看得无比重要的使命感,却很难产生共情的心理。

也许这就是躺平的人和当代人最大的代沟吧。

又过了一会,老刘有些乏了,停了下来。

陈景年掏出烟盒,给老刘上了一支烟。

随后把烟盒又放回了衣兜,系上兜盖,掐死了蠢蠢欲动的念想。

休息了一根烟的功夫,两人又继续晾片,一说一问地悠闲地弄了一上午,才晾完四个拷贝。

柜子里还有近三十几个拷贝没有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