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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怪，自小学起，我在重要的升学考试中总会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小升初，我在第一中学的分数线，要抽签；初升高，我还在第一中学分数线，继续抽签；高升大，在第一批录取分数线，鉴于可以一冲二稳三保的报考策略，我不怕死的写了几所名校，然后灰溜溜地在服从分配上打了勾。
对于未来，我是没有主意的。所以专业的选择上，我听从了父亲的意见。而父亲又从叔伯兄弟三姑六婆那里征集了建议，最终得到以下三个结论：
金融学，要么饿死，要么发财。
外交学，让别国人喊爸爸。
临床医学，再不管用也能替家里的药罐子省点银子。
这让我重新认识了一遍老一辈人的思想观念。
幸运的是，他们很仁慈的给了我自主择校的权利，而我鬼使神差的全挑远的选。
无意间的举动，让我一贯平平无奇的人生在不久的将来掀起巨大的浪花。当然，这是后话。
回想起来，当时的父亲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了我好长一段时间。当时我忙碌着填写报表，没有在意这个细节，倒是清晰记得老妈在一旁为路远的事不停念叨。
走出客厅，父亲果然在，手中的报页顽强地支撑着传统报业的生存。
微微躬身，我轻轻拉开椅子，开始享用预留的早餐：白粥加煮蛋，这样的搭配从我记事起便一直保持着。
也许是太沉闷了，电话的铃声在这个时候响起。是班长，我为数不多能聊上几句的同学。
“陈枫，今天中午班级有个散伙饭，下午准备去看电影，完了去K歌，校门口集合。”
“没特殊情况必须到，这是高中时期最后一次聚会了，总像个陌生人似的也不是办法。”
除了一开始的“喂？”和结束前的“哦。”，其余时间都是班长在说话。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去吧，浅唱一曲陈医生的《孤独患者》，不去吧，又找不到理由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