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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人就要争执起来的时候,阿尔贝特和他的两个僚机飞行员推门进来:“你们讲理论怎么讲到滑铁卢去了?”

罗贝尔似笑非笑地看向了康斯坦丁:“那我们聊聊奥斯特里茨?”

“还是讨论一下莱比锡吧!”康斯坦丁同样不甘示弱。

“得了,你们俩接着撕去吧。”恰班少尉无可奈何地起身给这两位“历史学家”腾地方,“我既不爱好历史,又不是俄国人。”

他这么一说,罗贝尔和康斯坦丁也没了争论的劲头,后者尤其害怕被来自乌克兰的政委卢申科批评“民族主义”,哪怕此时的卢申科只是笑着看他和罗贝尔顶牛。

不再跟康斯坦丁斗嘴的罗贝尔仍旧不打算“教理论”,他开始关心自己的另一个僚机恰班的情况:“我还一直没问你呢,恰班,你的法语为什么这么好?”

“老师教的好呗。”坐在角落里的恰班微微一笑,眼神中透着一丝得意。

“哈萨克那里好法语老师可不多。”卢申科插嘴道。

“我的法语不是在哈萨克学的,是在莫斯科学的。”

罗贝尔对苏联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不了解,因此颇有几分好奇:“你家人搬到莫斯科工作了吗?”

“没错。”恰班点头回答,“我的外祖父是铁路工人,我跟他到莫斯科上的小学。”

“小学就跑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我的天!”罗贝尔忍不住感慨,“你父母也能放心!”

话音未落,罗贝尔就挨了康斯坦丁一脚,他的心里咯噔一下,接着就用余光瞥到康斯坦丁在拼命给自己使眼色——看来自己准是说错了话。

难道恰班也是个孤儿?

见屋子里的气氛变得尴尬起来,卢申科硬着头皮发声试图缓和:“别太难过,恰班同志,这屋子里因为该死的战争而变成孤儿多的是,你的中队长罗贝尔也自小父母双亡,全靠生父的战友拉扯大。包括我,我的父亲也在内战中逝世了——我们都吃过同样的苦,所以我们不只是你的同志,更是你的家人。”

“我的情况更特殊,政委同志。”恰班冷漠的语气遮盖不住刻骨的恨意,“我应该称之为父亲的那个杂种在我的面前打杀了我的母亲,只因为她是村苏维埃的妇女代表。”

飞行员俱乐部里顿时一片死寂,直到恰班自己提议要和罗贝尔下棋,气氛才逐渐缓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