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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常挂个牌子举着凳子站在门外,我在全校变得很有名。时间久了自己也学会了偷一点懒。假如老师没有盯着我,我就会把凳子轻轻放下来,自己靠着墙眯一小觉。如果说那时候我学到了什么对未来有帮助的东西,那就是如何站着睡觉。很多年后我在片场常用到这个技能。

继调皮捣蛋、不写作业、弄丢课本之后,我开始在学校里打架,虽然也不算是故意欺负人,但还是让学校觉得头疼。放学后偶尔搭不到车,我就会在最后一段路攀岩回家,经常把校服撕破,或者干脆把书包丢在山顶忘了拿。这样通常就会换来爸爸一顿打,或者被丢在垃圾房里关禁闭。

终于,一年级我就留级了。爸爸妈妈看我这个样子,开始意识到儿子可能真的不是读书的料。他们把我领回了家,我简直心花怒放,又可以回到无忧无虑到处玩的日子啦!

好景不长,我被送到了于占元师父的中国戏剧学院。在那里开始了十年地狱般的训练和生活。

在戏剧学院里虽然每天以练功为主,但我们也是要读书的,不过方式是那种传统的私塾。学习的内容也不像原来学校里的那些数学语文英文,而是四书五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些到现在我还记得。师父可不会像学校里的老师一样,最多也就是让你举着凳子罚站,我们在戏剧学院里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像不好好练功一样,都会被师父责打,这些要背的课文哪里敢不背?那时候背下来的东西,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的记性好,现在背一个东西就不会记得那么清楚了。

不过我们这群皮孩子很快就找到了偷懒的诀窍。偶尔没有完成背诵的时候,怕被师父打,就会去恐吓那些已经完成的师弟师妹:“你们都不许说会背,听见没有?!”到了私塾师父检查的时候,“《论语》某一章,元楼(我在戏剧学院的名字)你来背。”我就说:“对不起,我还没背会。”老师瞪我一眼,就又叫洪金宝:“元龙,你来背。”洪金宝也说还不会,最后问完所有人,大家都说还没背会,他也就懒得去告诉于占元师父来惩罚我们了。要打一两个那还有力气,全班几十人,打都打不过来。

我们的私塾师父名叫董郎英,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写字非常漂亮,永远都是一笔下来,很流畅。那时候他教我们毛笔字,每个人都懒得去学,心里还想:“谁要学这些东西啊?有什么用?”

后来大家越来越嚣张。上文化课的时候,于师父通常会出去见朋友或赌钱,这时候我们就撒了欢。男生们在课堂上扔书做鬼脸打来打去,女生们则会大声聊天喧哗,老师拿我们没辙。专门负责放风的人会及时提醒大家“师父回来了”,我们马上就乖乖地坐在座位上装模作样。学院能够付给这些文化课老师的薪水并不高,自然就没人愿意忍受我们这群坏小孩了,几年里我们先后气走了11个老师,大家每次都得意扬扬。

长大之后去美国,周围的人都用信用卡,但我每天都揣一大堆现金在身上,那时候用信用卡还要填表,自己不会填那些表格,在单子上签的名字又每次都不一样,搞得人家总要对照半天,最后有时还是刷不成,那时候就开始觉得没文化很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