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一十六节 向贫富分化说不（2）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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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这些世界观争执，东亚文化是最适合搞福利的文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日本有学者提出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东亚地区在进行一种叫做“勤业革命”的社会调整。在人口和资源极不对等的情况下，东亚国家不是像西方那样向外扩张，而是深挖内部潜力，将劳动力极大的投入到有限的国内资源开中。也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土地上，让单位土地增加更大的产出，从而养活西方不可能养活的人口基数。

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东亚文化中开始诞生各种强调勤奋的文化，将“勤劳”上升到了道德高度。

所以即便不工作也可以活下去，可是道德是谴责这种行为的，你一个年轻人不去工作，整天赖在家里，即便你父母养得起，但也会被人说闲话，当所有人都在说你懒得时候，年轻人也就不敢待在家中了。

这种文化给了朱敬伦坚定的信心，让他决定推动社会财富再分配，至于高福利后的负效应问题，他决定参考北欧的解决方法。

大概在1970年代以后，吃光了二战战争财福利的瑞典等国的高福利政策开始难以为继，因为太多人开始不愿意工作，工人党政府又不敢降低福利，结果导致政府债务激增，即便不工作也能拿到相当多的收入，甚至请病假比工作的收入还高的时候，新教文化也不好使。

同样，中国人即便再追求勤劳，一旦不工作也可以活的很好的时候，也就没人工作了，他们喜欢储蓄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不确定，一旦国家能保障他们的未来，勤文化也就没有了。

当福利国家的福利太过优渥，失业补助接近正常薪水，税收又太高，努力赚的钱都成了税金，谁还会去工作。没有人工作，没有人赚钱缴税，又如何维持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