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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堂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一个不成熟的试验，尚且能造成这样的后果，我不敢想象，在我所看不见的地方，我所经手的这么多事业，真能落到我的“理想”上，甚至只是真正于民于国有利的，真正能有几处。
我认真地盘算过我想做的事所牵涉的那些人们。我相信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都比冯永昌要更有道德和底线，但就算如此，他们自身的利益与我的理想之间，也总有不小的差距。
在上层，我的身边固然团结着一群人，每人也都为这件事筹划着，但她们所注重的，与我所注重的，绝非同一件事。好像崔明德，若我不提出女人社改革的事，她也绝不会主动提出这些，反而会给我种种权术建议，教我如何清除政敌。若我提出这件事，她固然也乐于承担，说不定还因此更愿意与我亲近，但是说到底，这些事终不会是她的主要事业。
在下层，万万生民早已习惯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风俗，他们的主要目标，也并不是所谓的人权、平等，甚至都不会是读书或做官之类，他们所指望的，不过是温饱二字。括户的结果出来，我大周九成以上民人都靠种地过活，这些农民所能许下的心愿，或是今年多收了三五斗米，或是明朝织布时多匀出几尺，做件体面的衣裳，若是赋税少一些，顿顿能多吃几碗粟米，多加一碟菜，或是逢年过节，官府赐些酒肉，集市里胡人演一场好看的戏目，寺庙里高僧讲一场精彩的半故事半教化的变文，那便是最值得称道的好事了，至于当今皇帝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当官的到底是他们选出来的还是上面任命的，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男女平等”这样的话题，对他们来说，如隔着浓雾看见的远山山尖，既懵懂又遥远。
在上下两层之中，真正去为我做这些事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冯永昌便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活生生地告诉我，这些夹在中间、得了上面授予的权柄的人，具体是如何施之于下的。如何使我想做的事，真真正正地做到下面去，不南辕北辙，不偷工减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难题。
而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件事，也渐渐开始困扰着我——我终究只是一个人，就算提出了这样的理想，并且终我一生都在践行它，也不过数十年光阴，而社会的进步和女人地位的提升却绝非区区数十年便可蹴就的。我在时，这些事尚有人一力推动，倘若我不在了，这些事，将由谁来继续？
以我的浅薄才识，到目前为止还想不出什么万全的计划。但我知道，做成这事的关键，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