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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只能暂且放下北平之行，心里要挂念的，便是白莎和琴生的安全。那该是一个礼拜天，我叫德诚备好车，便去到民权路他们家里。
人到楼上，却是敲不开门。此时我心里更是七上八下，只是怕他们已经遭遇不测。见我急得那般模样，德诚却也不是全解，只劝我放宽心，初春周末之时，年轻人出去踏青游玩也是情理之中。
我虽然心急，可知道他们的事情毕竟不一般，也只能等下去。在担心中过了两个礼拜，报上的消息却是噩耗连连。到了三月中旬一天，忽然看到报纸上面说国军已开始在陕北行动，由洛川和宜川，十几万人直指延安。
我那时谈不上是什么左派，与民盟的联系也多少断了。可因为白莎，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的同情和关注投向了那一方。此时，正可谓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心里既想到了国家民族之运脉，更是为着一群我喜爱的年轻人的安危而忐忑。
原本我想着陕北毕竟是共产党十几年经营之根基，而此前听来，八路军虽比不上国军的精锐，但至少也是百万之众，总该能左右周旋一番。可谁知也就是五六天的光景，报上便是铺天盖地的延安大捷、陕北光复的消息。
那天的号外一出，重庆满街便又是一轮锣鼓鞭炮。政府必定是有所组织，可说来百姓们期盼从此天下太平，也未可厚非。我自己那时侯也说不上有多高的觉悟，更说不上什么信仰，只是盼着所有人平安。
这消息出了之后一两天，德诚来报信，说是看见了琴生。他这人谨慎，并没有前去打招呼，只是远远地看着。琴生看是刚从外地回来，手里拎着皮箱。至此，我心里总算是稍稍平复，便准备着那一两天去家里看看究竟。
到得第二天早上，还未等得我和德诚商量何时出门，白莎却和琴生一道来了。看见他们来，我自是高兴，也顾不上询问延安或是重庆的情况，只是招呼着德诚准备早饭。
白莎倒也没有客气，只是轻声说道：“麻烦舅舅了。也没打招呼，就跑了来。”
我看着他俩，脸上都挂着难以掩盖的憔悴。白莎还好，只是原本神采奕奕的双眸中多了些血丝和倦意，面颊上也少了些润色。琴生却是容颜苍白灰涩，身子更见单薄。他手里拎着一只皮箱，虽不是很大，可他提了这一路，额头竟满是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