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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不能算是参加,只能说是去看看。父亲的几个学生在广州的大总统府做事。他们其实比咱们也大不了一两岁,可是他们想的、做的,那都是天大的大事!”培真说到此处,再也按捺不住,腾地站了起来,一按窗台,坐了上去。
“你看看我这儿,政治学的书一大堆。老师在课上讲索伦立法、讲洛克的天赋人权、讲《独立宣言》和《联邦党人文集》,这么一点点看下去、讲下去,等到自己能做了,还不知道得等到哪年哪月的光景。可是在广州,咱们这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在写宪法、带军队。”
“我和他们一块吃住了一个星期。广州可真热,我们就光着膀子,满身流着汗,屋里别提有多臭,可是你在看他们给中国写未来。友然哥,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那才是我要的生活。在这里读书,闷也要闷死了,恨不得现在就回去。”
“那你不要学位啦?”我不安地问道。
培真的双手啪地一声拍在白色的木窗台上,高声说道:“学位有什么用!这又不是革命大学。我答应了人家,就再上一年,多学点政治管理和法律的课程,就去广州。”
“可你父亲,要是他老人家地下有知,岂不会担心?”
培真听了这话,脸上既肃穆又激动。他眸子里流动着热烈的光芒,声音也变得庄严:“友然哥,你知道吗,从广州过来的这一路,我终于想明白了,要不我怎么会说爹爹其实也是个革命者呢。”
“我现在做的,其实真正是爹爹希望我能做的。只是他在的时候,对自家的孩子,自然除了期望还多少有几分溺爱。所以,即使他心里向着革命,能让学生去广州也不会让儿子去。可是现在爹爹没了,他要是真的地下有知,一定是会十二分地赞成我。”
我张了张嘴,却没说出声。在培真面前,我这个冒名的哥哥比起培真来,无论是勇气、果敢或是见识早已不在一处。
培真倒并未在意我的沉默。他兴奋地从窗台上跳下,扶住我的双肩,说道:“友然哥,你看我光想着自己,都忘了说大事了。我去广州,不光是给我自己看的,也帮你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