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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不能算是参加，只能说是去看看。父亲的几个学生在广州的大总统府做事。他们其实比咱们也大不了一两岁，可是他们想的、做的，那都是天大的大事！”培真说到此处，再也按捺不住，腾地站了起来，一按窗台，坐了上去。
“你看看我这儿，政治学的书一大堆。老师在课上讲索伦立法、讲洛克的天赋人权、讲《独立宣言》和《联邦党人文集》，这么一点点看下去、讲下去，等到自己能做了，还不知道得等到哪年哪月的光景。可是在广州，咱们这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在写宪法、带军队。”
“我和他们一块吃住了一个星期。广州可真热，我们就光着膀子，满身流着汗，屋里别提有多臭，可是你在看他们给中国写未来。友然哥，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那才是我要的生活。在这里读书，闷也要闷死了，恨不得现在就回去。”
“那你不要学位啦？”我不安地问道。
培真的双手啪地一声拍在白色的木窗台上，高声说道：“学位有什么用！这又不是革命大学。我答应了人家，就再上一年，多学点政治管理和法律的课程，就去广州。”
“可你父亲，要是他老人家地下有知，岂不会担心？”
培真听了这话，脸上既肃穆又激动。他眸子里流动着热烈的光芒，声音也变得庄严：“友然哥，你知道吗，从广州过来的这一路，我终于想明白了，要不我怎么会说爹爹其实也是个革命者呢。”
“我现在做的，其实真正是爹爹希望我能做的。只是他在的时候，对自家的孩子，自然除了期望还多少有几分溺爱。所以，即使他心里向着革命，能让学生去广州也不会让儿子去。可是现在爹爹没了，他要是真的地下有知，一定是会十二分地赞成我。”
我张了张嘴，却没说出声。在培真面前，我这个冒名的哥哥比起培真来，无论是勇气、果敢或是见识早已不在一处。
培真倒并未在意我的沉默。他兴奋地从窗台上跳下，扶住我的双肩，说道：“友然哥，你看我光想着自己，都忘了说大事了。我去广州，不光是给我自己看的，也帮你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