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5—1939年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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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尼尔森先生挑挑眉毛，我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想好怎么罚我了。养父母只能拿一件事罚我——每星期日下午，我都会跟朱迪一起去看电影，因此接下来两个星期，我只能待在家里，还要忍受他们俩不作声的责备。

从此以后，我认定：惹恼养父母的代价实在太高了。我不会像朱迪那样从自己的卧室窗户爬出去，沿着水管溜下楼。我会乖乖上学、在店里干活、帮忙准备晚餐、做好家庭作业、上床就寝。我会偶尔出门跟男生约会，通常是四人约会，或者成群结队。其中一个名叫罗尼·肯的男孩对我尤其钟情，还给了我一枚定情戒指。但我很担心自己的举动让养父母失望，因此见到任何出格的苗头都一概避开。有次约会后，罗尼想要吻我道别，他的嘴唇刚刚挨上我的唇，我就唰一下抽了身。没过多久，我就把戒指还给了他。

我一直隐隐有种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索伦森先生就会出现在门前台阶上，嘴里告诉我，尼尔森夫妇认定我花的钱太多，惹的事太多，要不就让人失望透顶，于是已经决定不要我了。在梦魇中，我独自一个人待在火车上，正前往茫茫荒野，或者正身处干草堆，找不到出路，不然的话，我便正在大都市的街道上穿行，凝望着每扇窗口的万千灯火，望见屋里的户户人家，其中却没有一个是我的家。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一个男人在柜台旁跟尼尔森太太闲聊。“我太太让我来店里买点东西，我们教会正在为某个乘孤儿列车来的小子凑一篮子东西呢。”他说，“还记得那些列车吗？以前会载着一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经过这里？我曾经去奥尔本斯的格兰其礼堂见过他们一次，可怜兮兮的小家伙。总之，这小子真是撞上了一连串霉运，先是被收养他的农夫打得够呛，后来收养他的老太太又去世了，那小子又落得个无依无靠。真丢人呢，居然把那些可怜的孩子送出去自生自灭，指望大家照顾，好像我们没有家累一样。”

“嗯。”尼尔森太太不置可否地说。

我往前凑了凑，想知道他是否在说“德国仔”，但又转念一想，眼下“德国仔”已经十八岁了，足以自己谋生。

快满十六岁时，我环顾着店里，现自从我来到这儿，它就几乎没有变过；但我们大可以想些办法让它变得更棒。法子还真不少。先，跟尼尔森先生商议过后，我把杂志挪到了商店的前方，靠近收银台。洗水、乳液和香脂原来摆在商店的后方，我把它们搬到了药房附近的货架上，这样一来，配药的人们也可以顺便买点膏药和软膏。女性用品区的存货少得让人愁——这倒不奇怪，因为尼尔森先生对此一窍不通，尼尔森太太又不感兴趣（她偶尔会涂涂口红，但看上去总像是随便挑了一支，匆匆了事）。我还记得大家在墨菲太太家没完没了地聊长袜、吊袜带和化妆，于是提议店里扩充女士用品区，比如买个转盘式货架，摆上某家供应商的有缝丝袜和无缝丝袜，再在传单上打广告。养父母将信将疑，但第一个星期商店就卖光了所有存货，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尼尔森先生把订单翻了一倍。

我想起范妮曾经说过，就算手头不宽裕，女人们却仍然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于是说服尼尔森先生订了些廉价的小玩意儿、闪闪夺目的珠宝饰品、全棉平绒手套、塑料手镯、五颜六色的印花丝巾。学校里有几个女生经常吸引我的关注，她们比我高一两个年级，家境优越的父母会带她们去双城34买衣服。我留心着她们爱吃什么，爱穿什么，爱听什么样的音乐，爱什么样的汽车，追什么样的电影明星。我把这些点点滴滴搬回店里，好似喜鹊搜罗碎片和树枝。如果其中有个女生换上了新颜色或新款的皮带，或者把一顶平顶圆帽歪着戴，那到当天下午，我就会查遍店里供应商的产品目录，找到类似的设计。我从目录里挑出跟这些女生相像的模特，一个个有着两弯纤纤细眉、玫瑰般的娇唇和柔软起伏的秀，再给她们装扮最新的款式和颜色。我挑出那些女生喜爱的香水，比如伊丽莎白·雅顿的“青青芳草”。商店会把这些款跟那些最受欢迎的流行款一样屯上一批货，比如Jan Patou（香水品牌）的“喜悦”和娇兰的“午夜飞行”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