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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话,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鱼,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关于鱼的词汇量应该说是最大的。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鱼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各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把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我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地语言贫乏。我当然错了。对于我来说,他们并不是我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嘲瞅呕哑巩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与电视、报纸沟通的必需,是我进入现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它在这种滤洗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

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不,它还可以用普通话谈论,也可以用越语、粤语、闽语、藏语、维语以及各种外国语来谈论,但是用京胡拉出来的《命运交响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一只已经离开了土地的苹果,一只已经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苹果,还算不算一只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