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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黄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