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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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门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门捶不开,现在更理直气壮了,七嘴八舌嚷:”开门呀,有人受了伤在这里!开门!开门!”不怪里面不敢开,因为我们人太杂了,什么事都做得出。外面气得直骂”没人心。”到底里面开了门,大家一哄而入,几个女太太和女佣木着脸不敢做声,穿堂里的箱笼,过后是否短了几只,不得而知。飞机继续掷弹,可是渐渐远了。警报解除之后,大家又不顾命地轧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
有一对男女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在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的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云,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疯呢?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后精神状态,一九二○年在欧洲号称”烧的一九二○年”。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素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
香港重新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份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了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其余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乘火打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