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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阁下，我很愿意就一些话题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作为外交部常驻香港的官员，莫德迅经常往来两地，也给自己取了一个看上去异常中国化的名字，“中国的变化很多、很大。仅以广州为例，这座城市作为南方革命党的心脏城市，在中国革命以后变化得非常快，特别是在秦时竹政权确立全国统治后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作为近在咫尺的殖民地官员，莫德迅对于广州的认识有着直观的感受，他从黄花岗举事开始讲起，一直讲到陆战队进广州城定乱，将十余年将广州城的政治动荡讲述了一遍，同时又描绘了现今的广州经济情况——广州是华南地区屈一指的经济中心，已形成了造船、机械、纺织、外贸和建筑五大支柱产业，在中国国内的重要地位仅次于上海。
“听上去展得不错。”丘吉尔点点头，“有多少是北京方面的功劳？”
“谦虚一点的说，北京方面占了50%，香港方面占了30%，本地精英占了20%。如果不谦虚的说，北京方面的功劳在95%以上。”
“这样是否太夸张了一点？”随行的秘书插话道，“虽然广京铁路的开通加深了与北京的联系，但两者间毕竟间隔遥远——这个距离可是比伦敦到巴黎或者柏林的距离要大得多。”
“丝毫没有夸张。”莫德迅认真地解释道，“广州的秩序，是国防军带来的，在他们入驻以后，没有任何大规模的不稳定情况；广州的资本，是辽阳集团引来的，确切地说，在辽阳集团投下巨资后，南洋的中国华侨才被吸引过来投资；广州的社会秩序与管理制度是北京方面确定的，甚至于派遣官员到香港学习市政管理办法的决策也是北京方面制定的……”
“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丘吉尔把玩着他心爱的烟斗问道，“秦时竹不是号称最讨厌租界和租借地么？怎么会派官员向我们学习？”
“这一点上我没有夸大，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治安管理，无论是市政建设还是社会维护，广州一直以来都在学习香港的做法，一些年青官员——通常受过良好教育，被派遣过来学习，回去后过不了几年就变成了所在部门的骨干。您要知道，在中国的官僚体系里，真正掌握实权的不是一两个最高长官，而是密如织网、毫不起眼的部门负责人及其关系圈。因为市长3-4年就会更换，但局长和处长们只要他们愿意，可以在这些位置上呆个10、20年。更要紧的是，他们面临的利益集团不大甚至还来不及形成，因此在很多方面，政策的推行甚至比我们更彻底、更直接……”莫德迅耸耸肩，“各位也许会将其视为民主体制的不健全，但从我理解的角度出，这么做保证了决策效率和行政执行能力。更何况，谁都承认，秦时竹政权压根就不算民主体制，充其量只能说是威权体制吧。”
恰好有人补充证明莫德迅讲的是实情，不仅香港，上海的工部局、天津的公共租界中都有派遣过来学习考察的中国官员。丘吉尔的笑容就有点儿僵硬，他原本以为秦时竹只是个自信心膨胀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真如莫德迅所言，应该是个不太好打交道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