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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为良的小姨子——宁志秀的妹妹宁志美，年龄四十岁，家庭主妇，她也是陶家的常客，因为夫家的家境好，她在经济上比较宽裕，她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特别喜欢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每次给女儿买衣服，自然要捎带给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买衣服。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身上穿的衣服，大多是姨娘宁志美买的。前面，笔者提到陶嫣红、陶嫣然身上的睡衣就是宁志美买的。
宁志秀对妹妹一家人也不薄，她在医院工作，宁志美家的人，从老到小，不管谁生病，肯定是宁志秀出面，看病的医生，是她安排的，住院的床位也是她安排的，需要陪护的时候，她主动陪护，因为她是医生，所以，大部分陪护的任务都是由她负责的。
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八年春天，红卫兵和造反派刮起了一股抄家风，地富反坏右成了抄家的对象，资本家更是当其冲。宁志美的婆家是资本家出生，龚家的资产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折损大半，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龚家还有一些老底子，饰、古董、字画和黄金还有不少，红卫兵和造反派要抄的就是这些东西，龚名扬听到风声之后，连夜把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面，然后转移到几个亲戚家，两个木箱藏到了陶为良家，第二天上午，红卫兵到龚家扑了一个空，只抄到了少量字画、古董和银铜器皿。红卫兵并不知道龚家的家底有多厚实，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几天后，不知道是谁向革委会透露龚家在红卫兵抄家之前转移钱财的消息，于是乎，龚家藏匿到几个亲戚家的木箱全被红卫兵抄走了，大小木箱一共有五个，包括藏匿在陶为良家的两个木箱也被抄走了。这还不算完，区革委会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把龚名扬抓了起来，按照当时的说法，龚家的东西都是剥削来的，转移藏匿这些东西就是转移藏匿赃物，这是一种***行为。陶为良帮助龚家藏匿赃物，也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所以，结果可想而知，龚明扬被挂牌子，戴高帽，游街和批斗，陶为良则坐了三天班房。龚家因为这件事情感觉很对不起陶家，这大概就是宁志秀夫妻俩和陶家亲近的主要原因。此前——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上面派人到龚家登记财产之前，龚家也曾将几箱子东西藏在陶家，箱子搬到陶家的时候，没有上锁，陶为良临时买了三把锁，把箱子锁上，把钥匙交给了宁志美。风声过去，风平浪静以后，陶为良把三个木箱完好无损地交给了袁家。
这些情况是袁名扬和宁志秀夫妻俩提供的，除了袁名扬，袁名扬的父亲、邻居魏大妈和袁展、雷景华夫妻俩在谈话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险恶，人心不古，人们的是非观念十分混乱。人们都想在政治上独善其身，不受任何人的牵连。夫妻分道扬镳，儿女和父母划清界限，有海外关系，不敢跟任何人讲，这种事情屡见不鲜。那场暴风骤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每个人都不能躲过那场风暴，连戏曲和从事戏曲的艺人，连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连知识分子，连庙堂里面的菩萨都不能幸免于难。帮别人藏匿赃物，这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连宁志秀私下里劝丈夫陶为良要三四而后行。但陶为良说，在这种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顾不了那么多了。
之前，袁家人就对陶为良心存感激，这次转移财产的事情虽然处出了差错，但袁名扬不但怀着感激之心——在袁家深处险境的时候，陶为良能伸出援手，这份情，他不能漠然处之，陶为良这次受袁家的牵连，袁名扬深感内疚。
这就是袁家一直和陶家走得很近的主要原因。袁名扬的母亲在临终前说过：陶为良有恩于袁家，他仁义，大善，什么时候，袁家人都不能忘了陶家人的好。
连吴副科长和陈家大院里面的人都认为陶为良是一个待人宽厚的好人，可见陶为良的仁义不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