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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已有共识，兵事还是以杨嗣昌为主，这也是崇祯制定的制衡之策，因此陈新甲的接任便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兵部事务，周延儒一时间还插不进去手。
但此次山东用兵，却是给了周延儒一个极好的插手兵务的契机和借口。
一声令下。周延儒麾下的官员万箭齐。刘泽清动用山东兵马，就算是为了剿贼，但为何不上报朝廷。即便是向兵部报备了，但抽调两千以上兵马，兵部便需向内阁呈报，内阁拟票，司礼监披红之后，皇帝御览才可实施。
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是兵事紧急，刘泽清不得已先行用兵。那为何在进入兖州、莱州时，竟然以湖广行辕的手令代替朝廷的敕令，劫掠地方，扣押命官，这还有一点王法吗？说到底，这是个程序问题，但这个程序却是牵扯到兵事，因此便显得尤为重要。
两派人马在朝堂上刺刀见红，杀的不亦乐乎，崇祯在这个时候，优柔寡断的老习惯再度显露无疑。杨嗣昌目前掌握着关内最为精锐的十万兵马，兵事上以他为主；周延儒身在中枢，是内阁的辅，两个人因为山东的事情闹得不亦乐乎，实在是有失观瞻。
就这样磨蹭了近半个月，崇祯这才下定决心平息这场纷争。刘泽清弄出来的这场祸事，不管海寇是不是真的确有其事，登州是确实遭到了攻击，市舶司王品的回复确凿无误，海寇战船数百艘围攻威海卫军港和登州港口，与登莱水师血战，被击沉、击伤的舰船无算，这都是有实据可查的。如此一来，崇祯皇帝便就坡下驴，追封刘泽清为莱阳伯，太子少保，草草了事。人已经死了，再追查下去也是无益，只能徒惹争端。
崇祯皇帝看看司礼监拟好的诏旨，苦笑着吩咐用印。诸臣内斗的形势虽然心中切齿痛恨，但却是自己一手导演出来的，崇祯皇帝只得强忍着咽下这枚苦果。
内阁阁臣如今都在朝堂之上，周延儒、魏德藻、蒋德璟，加上一个新近刚刚入阁的郑三俊，还有兵部尚书陈新甲、户部右侍郎李建泰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