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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没有创业的经验。我不是个做生意的人，从我跟着顾晓莲去北京贩卖文物就能知道我是个多么纯洁的人。
九十年代初，我卷好铺盖从学校滚出来，我原本以为自己是颗珍珠，跌入到社会的尘啊里后，我现自己狗屁都不是。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收我，皆因我刚进大学的时候，遇到了一场建国后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
最让我憋屈的是，这一场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进去的运动，被一个窜到我宿舍的女孩子终结了我的命运。她人长得非常漂亮，剪着短，一双眸子像水晶般透明。她是我师姐，一个早我一年进入这所大学的学生，在她巧舌如簧的鼓动下，我鬼使神差地捐了一床新被单。
这床被单是我进大学我小小姨送给我的礼物，我一直舍不得用，很小心地放在箱底。
我的师姐把这床被单做了横幅，打着在中部省的大街小巷里穿行。
再到后来，保卫科找到我，不容我任何申诉，在我的档案里留下了一笔永远也没法抹去的痕迹。
我是最后一批符合国家分配的大学生，可我毕业后却没有得到分配。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我爹在走了无数夜路后，终于把我塞进了一家农业口的事业单位，做一个没人看得起的勤杂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