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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武昌有两湖总督张之洞办洋务时建起来的“方言学堂”，这是夫妻俩最开始打算让冯友兰上学的地方，但连最年长的冯友兰都还没到上学的岁数，因此只能作罢。冯家的附近虽然有小学，但是因为地域划分太明显，孩子尚小，加上不是本地人，很容易受人欺负，所以思来想去也只好放弃。
在那段日子里，孩子们上学的问题成了夫妻俩经常讨论的事情。虽然尚无定论，但对于冯友兰的父亲来讲，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孩子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必须先学好中文，“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最终，两夫妻决定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母亲在家教孩子们识字背诵，并且兼任监督的职责。冯友兰的母亲出嫁前上过学，因此认得字，虽然有些字只知道如何音却不解其意，但是幼儿读书即便是在私塾也是先教记忆背诵而已，所以母亲完全可以担得起这个角色。就这样，冯友兰在母亲的陪伴下读完了《书经》《易经》，还读起了《左传》。
按照这样的安排，母亲负责日常教导，父亲负责出题。有一次，父亲出了一个题目叫“游洪山记”，孩子们各自照着这个题目展开来写，在孩子的眼中，洪山更多的是游玩的地方，因此他们笔下写出来的游记充满了描述风景的辞藻。父亲看了看他们的文章，摇了摇头说不行，认为这样的文章并没有什么亮点，所谓写文不仅要言之有物，更要有所寄托，能“触景生情，即物见志”。紧接着，父亲也写了一篇作为示范。
父亲笔下的《游洪山记》以湘军将领罗泽南在洪山阵亡的故事展开来写，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下来，有追忆，有情愫，有思考，借着这篇文章，冯友兰的父亲以此教导他们，虽写的是景色，但如果只知道游山玩景，蹉跎了岁月，连山灵都会嗤笑，因此，人要立大志做些大事方不白费时光。
可见，从冯友兰开始接触诗书开始，父亲关于人生的思考、关于景致辨证的看法的引导为他后来走上哲人之路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虽然他们只是在家里读书，但是由于父亲的缘故，冯友兰三兄妹并没有完全与当时的武汉教育界相隔绝。为了让孩子们学习起来与学堂中的孩子们更为接近，父亲叫母亲仿着学堂里的制服给冯友兰和冯景兰兄弟俩一人做了一套，父亲还教他们唱《学堂歌》，这学堂歌是张之洞写的，当时的各大学堂几乎都在传唱。
冯氏夫妇制订的这个教育方案虽然奏效了一阵子，但后来随着父亲职位的变迁又面临新的问题。后来，他们商定着给孩子们请一个教书先生，从这个教书先生到衙门以后，冯友兰的读书开始上了轨道。看得出，教书先生对此有一定的研究，他给冯友兰三兄妹设定了四门课程：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经书不读了，转而开始习古文，读本是《桐城吴氏古文读本》，一打开就是贾谊的《过秦论》。教书先生并没有把课程排得满满当当的，一般一个上午上完了，剩下的时间孩子们可以自己安排。由于父亲不允许孩子们出衙门乱逛，因此冯友兰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签押房里有两大箱子书，还有一些时下新型的刊物，父亲允许他们在这里随意翻阅。种种安排给了年幼的冯友兰宽裕的阅读时间和空间，也在无意中培养了他爱好阅读的习惯。
爱好阅读是一种极为良好的习惯，人的一生获取知识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阅读的途径实现的。在孩子刚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喜欢阅读，这将是陪伴他们一生的好习惯。冯友兰在此后的日子里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从各类书籍中收集知识和最新的思想，最终成就了自己在学术上的超凡地位。
应该说，在冯友兰接触文化启蒙的日子里，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封建大家庭的出身和遵循封建科举制度所受的教育，在冯友兰的父亲身上遗留下了明显的“绅权”的印记。因此，父亲不仅告诉冯友兰他们如何学习、如何思考，还把自己关于“绅权”的情怀传递给了他们。他的从政经历也在年幼的冯友兰心里留下了印迹，后来冯友兰在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仍然能在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位时展现出了超强的行政能力，这与幼年时在衙门里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冯友兰的出众其实早在年幼时便崭露头角，从六岁在家塾中读书开始，冯友兰的中文底子便如父亲所愿，打得十分牢靠。十六岁时便以复试第一的好成绩考入了开封的中州公学中学班。1912年，冯友兰考入了上海中国公学，这所学校最初是由清末革命党人创办的，它的诞生源自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而罢课、退学回国的爱国情愫。因此，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同时也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学校。
在上海中国公学，冯友兰第一次接触到了哲学——这门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学问。而使他真正向往学习西方哲学，并且在毕业后决定赴美学习这门学科的，是中州公学开设的一门名为“逻辑”的课程。冯友兰学习逻辑，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却让他领略到了哲学的魅力，进而点燃了他以后要选择哲学的热情，并将其视为终生奋斗的事业。对此，他的班主任笑着说他是当代的孔老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