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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节是陈氏一门的精髓所在，当年陈宝箴和陈三立曾经因为参与戊戌变法而被清廷诬陷为“滥保匪人”，故而立志不再为清廷效力；如今陈寅恪将这些被遗忘在历史角落中的女性提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纵然周遭众说纷纭，甚至恶语相向，他依旧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思考，丝毫不为所动。
这种在禁锢中寻求自由和独立的品质，与陈寅恪所提倡的精神理念不谋而合。他从来不做表面文章，更不会迎合学术界的官僚习气，他总是独立研究自己的学问，从来不会盗取别人的学术成果为自己作嫁衣，也从来不去依附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人云亦云或许在学术界难以避免，但陈寅恪却严格地为自己定了“四不讲”的原则。凡是“前人”“近人”“外国人”和“自己”讲过的，他统统不讲，他所讲的只是所有人都从未讲过的新内容，他所说的只有自己研究的心得和体会。
为了让学生能感受到这种学术独立的思维，陈寅恪在考试出题上也别具一格。最出名的题目莫过于当年他出“孙行者”的上联。学生们只知对对子，却不知道陈老师竟然会拿一个《西游记》的人物出题。于是顺藤摸瓜的传统思维下，“猪八戒”“沙和尚”成了占比最大的答案，能用“胡适之”这个名字应对的学生却只有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一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作为根基的语言文字更是其中值得深思研究的重头戏。和长篇累牍的史实考证或时事评论相比，单纯的文字研究似乎显得单调、无聊一些，但若不沉下心来玩味这些前人留下来的馈赠，那些被浮躁的气息所覆盖的真相和道理又怎能破开重重迷雾，回到国人的视野？
陈寅恪的很多著作都具有考证性，在证实历史事件的同时，更侧重对历史展规律的探索和寻求。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他将宋代学者总结义理的研究风范融入其中，并将他们总结成普世性的文字，以此作为当世之人可以共享的经验与规律。这种务实的态度之于他的家族可谓一脉相承。在他所受的家庭教育里，仁人志士的气节不可或缺，但无须将党派、新旧等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只一点，就是要将民族国家的大义同自身的道路结合起来，此为陈家一直推崇的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富贵不能淫”是陈寅恪在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时展示出来的令人钦佩的傲骨。
1940年，陈寅恪应邀到香港大学任职，次年年底香港沦陷。作为享有世界名望的大师，来自日本学者的“不找麻烦”的请求信让日本侵略军对他尊敬有加。街上饿殍遍野，日本人则每天都给陈寅恪送来面粉和粮食。然而，这位人格上极为独立的大师岂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懦夫。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陈寅恪从来不碰日本人送来的食物，就连家中的老小也从不曾动过一丝一毫。饥饿不可避免，陈寅恪便索性关起大门潜心治学。见陈寅恪岿然不动，日军又重新想出了新的办法，以出资四十万为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为诱惑，希望他能为“大东亚共荣圈”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样龌龊的伎俩逃不过陈寅恪的眼睛，他的严词拒绝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生于政权更迭、时势变迁的大时代里，陈寅恪身不由己，但能不被外界干扰，坚持心中那一方追求自由、精神独立的净土却显示了他过人的精神品质。进入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风潮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兴盛起来，人们在排队朝异乡迁徙的时候，却忘了那些曾经最有资格留在国外的饱学之士却千辛万苦地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度。如今我们在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出国门的时候，是否也像陈三立老先生那般用一根爱国的丝线牵引着他远在国外的孩子，告诉他们根在哪里、故土在何方，而不是让他们以嫌弃为由抛弃这块祖辈为之耕耘的热土，如此，才是为人父的真正胸怀和气概。
在一个感叹大家何在的年代里，那些上口的名字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而在那个大家云集的年代，“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却是他们膜拜的对象。
关于他的名字里“恪”字的音应该为“kè”的言论从他出名之日起便喋喋不休，但陈寅恪却在认真研究后，坚持自己名字的读音应该为“què”。这是件很小的事，却是件可以“见大”的事，因为从对名字的执着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知名学者对文化的独立和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