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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永远“航行”在他的“大洋”上。他像当年初次远航时那个20岁的小伙子，兴致勃勃，眼望未来，幻想无边。又像40岁的壮年船长，航向明确，稳稳地把着舵，扬帆破浪。他为智利今天的建设添砖加瓦，又为它的明天绘制蓝图。他有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梦。这就是诗人对守候在门外，窥伺在窗下的死亡的回答。
1973年9月11日
1973年9月11日，一个宁静的早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聂鲁达黑岛的家。大海平静，天空晴朗，微风轻摇着院子里的花朵。这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晨，没有一点儿不祥的征兆。这该是又一个忙碌的日子，好几项早就开始着手办理的事情今天将最后完成。聂鲁达的律师也是他的亲密朋友，当时正担任阿连德政府司法部长的内格尔·塞尔希奥将到黑岛，他要带来聂鲁达基金会的章程、基金会办公处的平面图和设计模型。这些都已完成，只待今天最后审定。
要来的还有何塞·米格尔·贝拉斯，他将带给诗人他最喜欢收到的东西：一本今天出版的诗集，基曼图出版社出版的《英雄事业的赞歌》。还有一位讲究吃的朋友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也要来，得为他准备一顿可口的午餐。这又将是繁忙而热闹的一天。诗人和马蒂尔德谈说着今天的计划，愉快地等着朋友们到来。没有任何迹象预示这是和平生活将告结束的一天，他们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处在深渊的边缘。
时间还早，聂鲁达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他大吃一惊：除了麦哲伦省电台，所有的台都哑然无声。忽然他们听到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声音，诗人双拳紧握，听着这位总统在炸弹呼啸、爆炸声中的最后演说：“……忠于人民事业，我不惜付出生命……”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诗人急切地打开另一台收音机，同时收听圣地亚哥和外国电台的报道。他不停地扭着调谐度盘，绝望地寻找着那个消失了的声音。
不久，先听到外国电台报道：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烈焰冲天的拉莫内达宫以身殉职。几小时后圣地亚哥电台才公布总统的死讯。真是霎时间天昏地暗，整个世界都塌陷了。聂鲁达和马蒂尔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当天下午，聂鲁达开始烧。马蒂尔德费了很大劲儿才给圣地亚哥的医生打通电话，他开了药方，并且要求：“关掉收音机，关掉电视机，不要让巴勃罗知道正生的事情，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怎么可能？诗人始终不肯离开收音机，他要听到一切，知道一切。
电视机就摆在他面前：拉莫内达宫浓烟滚滚，坦克轰隆隆地在街上碾过，数百名市民陈尸街头，他们大概只是过路的行人。然后是戒严令：“任何人不许走出家门，违者杀无赦。”他们看到总统府被攻占，有人在抢劫，衣物遍地撒落。但是他们从电视上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圣地亚哥的家“拉查斯哥那”也遭到同样的劫难：被劫、被捣毁、被焚烧。
这一天，从欧洲，从德国，从西班牙，从法国……不断打来电话，人们急于知道聂鲁达怎么样。外国有消息说他已经去世。马蒂尔德告诉人们，那不是真的，聂鲁达活着，活着！但是，他已经元气大伤，他的心被击中了。他非常沮丧地对马蒂尔德说：“一切都完了。”他知道：大势已去。马蒂尔德竭力安慰他：“但愿情况还不那么严重。”诗人沉痛地回答：“很严重，这是法西斯主义。”为消灭贫穷、为争取和平自由，诗人以他的笔和生命奋斗终生，他是那样满怀希望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如今，人民的幸福、平等、正义，那已经建成的大厦，那刚描绘出的蓝图……全都在刹那间化为乌有。诗人的生命所附丽的事业被毁灭，他的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他的病情迅速、明显地恶化了。
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总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