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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易文翰给史学家孙教授布置了三个任务：第一，查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城是不是有个叫乔川的人，此人是不是侦探；第二，查查北城是不是有个苏公馆，苏公馆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案子；第三，查查1933年尚城百乐门和银行之间有什么关联，是否发生过什么案子。
孙教授已经75岁高龄，想要亲力亲为查这些自然不可能，但好在老教授桃李满天下，不乏现在在北城高就的，因此拜托孙教授这件事绝对是最佳途径，也是最短路径。
一个月后，孙教授的佳音传来，有结果了。
既然民国侦探笔记是共同财产，笔记里的谜题也等同于共同财产，易文翰马上电话联系吉时，然后打算开车先去吉时家把人接上，第一时间赶往孙教授的家。
临出门前，易文翰的父亲易蕤拦住他，煞有介事地说：“儿子，老钱家的儿子死了。”
易文翰习惯性地问：“什么案子？”
“什么什么案子，死人了就是有案子啊？”易蕤不满。
“哦，那是要随份子，”易文翰掏出手机，准备给老爸转账，“随多少？对了，老钱是谁？”
“就是，唉，说了你也不认识，反正就是你爷爷的朋友家的儿子，老钱有个儿子叫钱益多，前天在浦江边上烧烤，不小心落水溺亡！”
“随多少？”易文翰打开了转账页面，等着老爸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