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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昏君的品种有很多,但普遍具备三大性格特征——刚愎自用、偏听偏信、刻薄寡恩。

自登基大宝开始,崇祯就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下旨命令,然而事实总是与他的设定偏差极大。

他认为驰援京师的袁崇焕有谋反的迹象,便将其下狱乃至凌迟,丝毫不考虑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即便袁崇焕如后来的年羹尧之流,也应当像雍正一样,等打赢了再秋后算账。

他觉得大败李自成的孙传庭侍宠而骄,便将其下狱三年,在此期间,李逆势力急速膨胀,最后变得难以遏制,直至大军一举攻破京师,导致延续了两百余年的大明江山就此败亡。

他断定权势熏天的魏忠贤欺下瞒上,就立马给砍了,从而让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变成了皇帝与后者的冲突。面对东林士人们的群起而攻之,自己又无力招架,想收工商税,又不敢下令,只能去欺负无权无势的贫苦百姓,最终导致西北暴发了大规模叛乱,殃及全国。

不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而且欺软怕硬,恃强凌弱,在崇祯临死之前都是如此。

在去年阻击清军入塞的作战中,崇祯对“颇为知兵”的太监高起潜极为信任,任命卢象升督师,却将兵权交给宦官,而高起潜消极避战的心态早已昭然若揭,迫使卢象升不得不率五千天雄军与三万建州铁骑血战到底,直至战死沙场,使得明廷又折一员猛将。

更早的时间段,另一员能征善战的将领曹文诏对农民军屡战屡胜,却未获得相应的嘉奖。仅仅因为对清军作战不利,就被定罪充军到边境地带的卫所,此举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从戴罪立功到最终战殁,曹文诏所率兵力居然比卢象升还少,仅有三千人。

而袁崇焕在上任之初所宣称的“五年平辽”计划,居然能让皇帝陛下大喜过望。殊不知没有神宗时期的国力和军力,却想快速达到神宗晚期的战略目标,这是何等的儿戏之言?对于完全背离了势态事实的空头支票,依然可以得到崇祯的力挺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