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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文打算写的第一篇散文就是他曾经看过的由余秋雨所写的那篇《道士塔》。
在余秋雨的《道士塔》中,他以对莫高窟中文物的丢失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这一思路行文的。他的立意很好,不过却在字里行间却有失公允。
比如余秋雨将莫高窟敦煌文书的破坏简简单单的归咎于一个普普通通的道士身上,这绝对不是一个一个严谨的作家所应该做的。散文不是小说,散文主要是抒情写实,抒情,是抒的作者的感情,一个作者并不应该把道听途说和自己的主观想像强加到自己所要描写的实在对象上去,这样会带给读者强烈的认知错误。
因此戈文在打算动笔写《道士塔》时,并不打算简简单单的将余秋雨的那篇《道士塔》抄袭过来,对他来说,余秋雨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一个写作的启蒙。至于余秋雨在《道士塔》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他是不会去照抄的。怎么能把心中的抑郁和愤世嫉俗来针砭中国老农民的愚昧和无知呢?尤其是这个农民还并不是如他所写的那样没有良知没有责任!
中国自隋唐之后就有了“书厄论”的论述,几乎所有的文史专家们都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乱会对国家文物典籍的造成空前大的破坏,历朝历代的文物典籍的破坏的真正罪魁祸,是战乱和军阀们,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余秋雨的《道士塔》却开了一个先例,将历史文化破坏的罪责归咎于像王道士这样的老农民身上的新的“文化厄运论”。这显然是不对的。
不过余秋雨这种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的散文却是需要戈文认真学习的。因此戈文就是打算以自己的笔写自己的《道士塔》。
而实际上戈文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这个过程并是那么容易和一蹴而就。
任何一种写作,作者先需要面对的总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喧闹嘈杂,作家总要保持内在的精神完整性,把对于外部世界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沉淀下来,仔细品味。他需要始终保持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在这里让精神松绑,在这里,与一个个艺术心灵相遇,在这里苦苦思索、不断追问,让诗意的状态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