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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生产基地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筹划整个矿产区,禹子谟在何峰、秦时竹两人的授意下,同时得到徐世昌的批准后,将辽阳铁厂的范围同时向西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大,前者界限到了樱桃园、王家堡子、关门山一带(属于鞍山矿脉靠近中心部分),后者则到了辽阳正东四十公里的地方。
这是秦时竹等人第一次明显体验到官商合作的妙处,新扩大的土地范围占地约有4万余亩土地,但其中很多都是官地,依照整体流程的上下疏通,辽阳实业仅仅以5万多两银子的代价就予以拿下,当然,对徐世昌而言,这些官地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换取一点银子来得实在,更何况还有督办费每年净增加3000两的实惠,何乐而不为?当然,总督大人自己怀里的那张万两银票是不会轻易出来示众的。
对禹子谟个人来说,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体系的日益完整,使得他愈确信“实业救国”这条路是对的。虽然身为总经理的禹子谟在辽阳实业中所占股份并不多,不仅只是董事长沈麒昌的一个零头,即便与穿越七人组想比也要差上不少,但就是这不多的股份屈指算来也有百万之数,想起几年前几乎走投无路时的绝望,几乎有两世为人的感慨。
除了物质利益的丰富,精神上同样受益非浅,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谋略上他都深深服膺于何峰、秦时竹等人的筹划,在他们身上,他仿佛看见了中国未来的希望,隐隐升腾起救中国之路唯有照此的念头。年底之时,借着奉天巡防唐绍仪访美的机会,秦时竹帮他疏通关节,促成了他儿子禹奋进去美国留学。再早些时候,侄儿禹清明已被何峰安排去德国留学了。禹子骧虽然对弟弟很多洋做派还不太习惯,但是将子弟送出去放洋他是举双手赞同的。当然,他有些奇怪为什么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弟弟绝口不提去日本留学,而非要送到德国与美国这样差异更大、路途更远的国家。
对于个中缘由,禹子谟是无法解释的——日本革命党力量很强,他担心这两个刚刚年满18岁的年轻人会经不起那种炽热与爆。他并不是不赞同革命,而是认为在现在的中国更需要能脚踏实地办实业的人物,禹家的子侄都很老实、本分,不太像能是搞政治的人物,做学问或者搞实业倒更契合一些。再说,经历过“非常国会”的风风雨雨,禹子谟已经对政治变革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高呼两句口号,弄点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并不困难,但要真正改变这个国家的落后与衰败,只有热情与口号是不够的。在走出国门去见世面的两位子侄身上,无不承载起了父辈殷切的期望。
留守身边的便只有年龄尚小的陈若愚,一直将其视为几出的禹子谟将其送到奉天新学堂读书。小家伙虽然起先吵吵闹闹不乐意,但读了几天后就喜欢上了那里,还一口一个黄先生(黄炎培)怎么说,由于天资聪颖、基础扎实,直接就读了中学堂二年级,同学都要比他大个两三岁。子女纷纷离家,读书的读书,嫁人的嫁人使得禹子谟兄弟有时不免感觉一丝寂寞,但更多的时候体会到了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充实。
虽然众人极力保持低调,但弓长岭方面的钢铁成就却是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在1905年年末日本和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时,虽然奉天交涉司韩国钧极力反对,但仍然不能阻止日本大仓组获得本溪湖一带煤、铁矿山的开办权力,虽然标榜中日合办,但合办只是一个幌子,几乎便等于日本独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