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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智果所说非常在理。后世君王虽多是刀头舔血、残忍好杀、刻薄寡恩之辈,然而时代不同,不能一概论之。春秋末期,各国变法尚未正式展开,所以各国之体制仍采取分封制,一国之君并无绝对权威,要与下属贵族——如大夫、士阶层——合力治理国家。所以后世君王可以凭借着手中的大权,以无限制的暴力弹压维持一个相对安稳的政局,而在春秋末期,这种手段则行不通。智瑶睚眦必报,一味强势,不知妥协与合作,确实很容易造成众人离心,引来大祸。

不过,此时的智申主意已定,他召开家族会议,不过是宣布这个消息,并没有与大家商量的意思。所以智果说完,他连反驳的话也不说,直接为智瑶行了继嗣大礼。刚烈的智果一气之下,拂袖离开会场,又回家收拾行李,带着妻子儿女就此离开智氏,跑到掌管祭祀的晋国太史那里,表示脱离智氏,改为辅氏,另立宗庙。伤心的智果大概有着超人的敏感,他似乎已经在泪眼模糊中看到了智氏将来的败亡。

孙武子处在春秋末期,那时正发生着我国古代一次重要的军事变革。早先那种列阵而战,战之以礼的传统战法逐渐为人所摒弃。孙武子所著的《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了在战场上取胜可以不择手段,所谓“兵以诈立”,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兵不厌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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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孙武子晚生了八九十年的智瑶,更将“兵不厌诈”发挥得淋漓尽致。

智瑶接替赵鞅成为晋国第一执政后,吴王夫差遣赤市出使晋国,向智瑶表示祝贺。赤市完成任务,返回吴国的时候,智瑶一改往日之贪鄙,坚持以豪华巨舟送赤市回国。赤市心下奇怪,不知智瑶用意何在,仔细观察才发现,巨舟之上藏着无数着甲荷戟的兵士,智瑶竟准备在巨舟经过卫国时,给卫国致命一击。

原来送人是假,袭击卫国是真。可是这招也太过损人利己了,当卫国为智瑶执政的晋国吞并时,天下之人都会认为赤市收受了智瑶的贿赂,所以才与他沆瀣一气,为他袭击卫国打掩护。这种招人唾沫的事,赤市才不干呢。于是他假托生病,在晋国住了下来,叫智瑶只能好吃好喝地伺候着,而袭击卫国的计划也在无形中流产了。毕竟,兴兵乃关乎国家生死之大事,且天下局势瞬息万变,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合适的出兵机会的。

仇犹是中山的属国,智瑶对其土地垂涎已久。无奈晋国、仇犹之间的道路太过狭窄,且崎岖难行,所以当时战场上最重要的作战工具——战车根本开不过去。

智瑶对着那条挡住了他前行步伐的小路昼思夜想,终于叫他想出一个办法。他叫人铸了一口大钟。钟的直径正好等同于战车的宽度。钟铸好后,他将其送给仇犹国的国君,叫他派人来取。心思简单的仇犹国君于是命令军队拓路开山。然而,当他满心欢喜地把那口工艺精美、钟声悠扬的大钟迎回来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后面跟着晋国的雄师。

“当!当!当!”仇犹的亡国之音就这样在天地间无情地回响起来。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智瑶确有才干。他是《孙子兵法》里所说的那种“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水银泻地,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连吴国使者向他庆贺一事都可以拿来作掩护而

攻打卫国,而当目标瞄准了仇犹国时,又能铸造大钟叫对手自掘坟墓,其思想的灵活性实非一般人所能及。

然而,上天是公平的,他在某方面给你以优势和特权,就必要在另一方面削弱你。所以天才几乎都是“偏才”,正如智果所说,智瑶心胸狭窄,难成大器。

公元前468年,晋国第一执政智瑶会同各家出兵,一起讨伐郑国。那时赵鞅已经老了,而且正在生病,所以代表赵氏、率领赵兵出征的是太子无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