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李悝的选贤任能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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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魏文侯这样贤明的君主,还需有一批出谋划策、决胜千里的能臣。这些能臣多数来自西河之地,且多数都是孔门贤哲卜子夏的弟子。
通常说起儒家,提起儒士,人们总会想起那些峨冠博带、满口礼义的书生,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且看孔子自己向弟子传授知识时,也不是一味地强调繁缛的礼义,而是常常向弟子授以经世致用之学问。比如子夏一脉传承了孔子这方面的学问,培养了许多经世致用的人才。李悝、吴起、段木干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子夏是当时孔门二代弟子里唯一一个在世的大儒,为了增强文化的感召力,魏文侯将年近百岁的卜子夏请到了西河之地,拜之为帝师,一时天下震惊。且说西河,地近秦国,秦人自来便与戎狄通婚,风俗野蛮,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然则正因为文化落后,所以对中原文化更加向往。所以魏文侯选址西河作为子夏讲课授学之地,乃是有着从文化上慑服秦人的巧妙打算。其高瞻远瞩、心思细密确叫人拍案。
子夏年事已高,且新逢丧子之痛,哭瞎双眼。所以真正在西河授课的乃是他的两名弟子,齐人公羊高和鲁人谷梁赤。此二人就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的作者。《春秋》传说为孔子删减编订的史书,公羊高和谷梁赤为《春秋》做解释,学问流传下来,就成为《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当然,另有更为著名的《左氏春秋》也是三脉《春秋》中的一脉。不过,若论政治影响力,则无疑当推举《公羊春秋》为最高。因为这派学人最擅长评论政治、臧否人事,最关注现实政治生活,也最多改革、变法的主张——不过正如法家等先秦诸家一样,其改革与变法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帜进行的。
经过多年的培育,西河已经出了一大批的人才,而西河学府背后的魏国朝廷,自然成了他们首选的效忠之地。大概魏文侯看到朝堂下志得意满,亟待发挥才华、成就梦想的济济人才,也会有唐太宗那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骄傲和兴奋。但是所有人才中,魏文侯最看重的是那个为他奠定争霸实力基础的李克。
按着白寿彝和黎东方两位史学大匠的说法,李克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悝,也就是战国变法的第一人。一般来说,大都把李悝归入法家,人们或许会奇怪,李悝本是子夏的弟子,而子夏是儒门七十二贤之一,怎么会调教出一个法家传人呢?其实这并不足怪。因为孔子是周礼的坚决拥护者,他一直想恢复周礼,从而使天下回复到从前周天子为尊、诸侯为拱的治平局面。然则,法出于礼,二者向来并称,孔子的思想中也并非没有法治的因素。比方说,他有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就是说,孔子也看到了严刑峻法的效力,但他更看重仁和礼,所以觉得“齐之以刑”的做法未免有些过火,因为这会让老百姓“免而无耻”。另,孔子做了鲁国大司寇后,首先就诛杀了他认为是“人之奸雄”的少正卯,可见他并非是一个一些人头脑中想象的永远慈眉善目的儒者,他也是懂得刑法的手段的。
但李悝之所以成了战国时期的变法第一人,固然是因为他受到子夏传下来的孔子刑法思想的熏染,同时也是因为三晋之地风云变幻、战火频仍,逼
得李悝不得不走上这一条变法之路。众人皆知,不论是他的前辈、春秋时期的法家第一人管仲,还是他的后来者,使野蛮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天下霸主的商鞅,他们的主张都是富国强兵,而这都是因为生存带来的压力。
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新任职的丞相李悝在魏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法家的“道”与儒家不同,儒家讲究“王道”,法家讲究“霸道”。所谓霸道,就是富国强兵——先富国,后强兵,只有富国才能强兵。那么,该如何“富国”呢?这个“富”字不在于钱多——钱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一种社会信用的凭证,古人所谓“金石珠玉,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说得深刻而透彻。如果片面地以为金钱就是财富,那么只需不断地铸币就好了,不过这样很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市场上没有与所铸货币相当的实体商品。所以社会财富其实就是商品。
那么,哪种商品最重要呢?是粮食。所以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政策就是“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进一步打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鼓励开荒,且将一部分耕地转给农民,以期调动其积极性、增加粮食生产,而只向其收取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政府课税。另一层意思则如同其字面,即鼓励区别对待不同土质的土地,在上面种上不同的作物,以此来保证最终收益的最大化。这在今天已是人所尽知的常识,然而在当时确乎是一种创新的提法。果然,按着李悝的预想,在推行了此项政策的几年里,魏国不论旱涝,都能有一个大致不错的收成,而魏国各地的府库里的粮食也越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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