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商鞅变法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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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挚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只因惧怕变法会带来不利影响而一味排斥,势必会丧失变法的最佳时期。
面对这两个顽固派,商鞅越战越勇,他说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史记·商君列传》)。”这话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并没有亘古不变的礼法,只要有利于国家,旧的礼法是可以被超越的。
春秋五霸都是先经历国内变革才先后称霸,秦穆公称霸就得益于五羊大夫的辅助,最终成为一方霸主。秦孝公立志图强,苦无善策,商鞅才高志大,秦孝公自然极力支持。
两千年前的“真人秀”
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诸侯国以利相交,彼此毫无信誉可言。百姓遭受接连不断的战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有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他们渴求安定的生活。
百姓只求温饱,不能与商鞅等人谋划变革大事,但社会的变革最终要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才是变革的最终承担者。如果国家脱离百姓,只有上层变革,那无论这个国家的上层如何先进,它都只是一只纸老虎。
商鞅意识到颁布新法如果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贯彻执行起来势必困难重重。在农耕社会,百姓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商鞅虽不相信人民的智慧,却相信人民的力量。为了保证新法在百姓中顺利地进行,商鞅认为必须取信于民。
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在秦国国都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只要有人搬木头到北门,国家赏赐十金作为报酬。
搬动一根三尺长的木头,赏赐十金,做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却付如此高的酬劳,百姓初时并不相信。很多百姓站在城门外观望,不知商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观望者越来越多,却仍无人向前搬动木头,商鞅增加赏金到五十金。
作为智识超凡的大才,商鞅不仅对刑罚深有钻研,对人性更有一套独特的见解。大概而论,儒家信奉人性本善,要求朝廷不要肆意干预百姓,相信百姓会朝善的一面发展。与儒家不同,法家觉得人性本恶,认为百姓需要朝廷严加管理,否则人必趋向坏的一面。
当时,人皆趋利避害,很少有孟子所谓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首先,经过春秋、战国之乱,作为人们行为准则的周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上层将周礼当做实现目的的幌子,社会下层直接视周礼如无物。为了生存,很多人都是苟且偷生,内在的道德观已经崩溃。
商鞅将赏金从十金增加到五十金,就是想以重利诱导百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金加到五十金后,百姓人头攒动,三三五五,交头低声商议。人人跃跃欲试,但仍无人敢出来搬木头。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里终于走出一个人,他说:“让我来试试。”说着他就把木头扛起来,将其搬到了北门。商鞅果真派人赏给那个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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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传开后,在秦国引起了轰动。老百姓都相信左庶长商鞅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城门立木,只为取信于民。商鞅通过此事就是想告诉百姓,让他们相信朝廷。凡是朝廷颁发的诏令,一定言而有信,不问身份尊卑,对有功者必赏,对违法者必罚。
自古以来,“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是堂而皇之的谎言。百姓见商鞅做了一件很真实的事,更希望看到商鞅兑现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