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公司座机的午夜铃声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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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司座机的午夜铃声

也聪少年老成，问我和sally之间有没有文化差异？

我自己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异，或者说曾经有，现在这种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有些事说起来也是很奇怪的，比如，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快结婚了，可她从不在我面前洗漱，她用洗手间的时候，永远对我是锁门的。在她的意识中，刷牙洗脸这些洗手间里的事很私密，是不能两个人共处一室的。有次，我陪她去看牙医，她坚决不允许我站一边看，她不能容忍我看见她长大嘴露出满口牙齿。如果说这就是文化差异，那刚开始接触时肯定是存在的。

当我在之前的文中说到，我进她卧室必须敲门，经她同意才行，有一读者朋友觉得太不可思议，这日子怎么过？但事实就是如此。毕竟我们还没有结婚。

可是sally有一点非常好，她不强求我，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性过日子，前提是不破坏她的习惯。我平时大大咧咧，衣冠不整，愿意光脚在家里走来走去，敞着洗手间门就小便，或者早上起来冲完澡裹着浴衣就吃早餐，这些她都不管我，也没有觉得我有做错。但她会提醒我，在外面，比如住酒店，或者家里住着另一个客人，就不可以这样。

有些方面，她的思维和我们相悖，比如，前一阵子，关于劣迹艺人的事，她始终不理解怎么会成为一个公众事件？怎么可以大家一起去讨论一个人的**？我经常从她嘴里听到说“他有错吗？”“这不是他个人的选择吗？”“法律怎么说，对这个事有认定了吗？”当时，我还转不过弯来——那艺人不是自己还流着眼泪在跟公众认错呢，网上传的那些事难道不是错不是罪行吗？后来，公众舆论逐渐出现与sally类似的质疑，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犯下劣迹的标准，只有法律一把尺子，其他的都是道德绑架。sally认为，只有法律才能对一个人实施裁决，不是每个人、不是任何机构都拥有这样的权力，哪怕是发起众议，用舆论“杀死”一个人，对他作所谓的“道德审判”。

通过这件事，我有点明白，在她的“文化”里，对有些事的看法和我们截然不同。我们本质上是情绪化的，感性大于理性，对生命的真实涵义采取不承认主义。由于明白了，sally许多想法我变得容易接受了。

sally尊重生命的本源，使我的现实生活获得很高的质量，有些事我不能说太多，毕竟，她是我未来的太太，但我由此而仰视她，打心眼里觉得“舍其取谁”——没有sally也许我不能知道生命原来如此美好。

我同样是个很奇怪的人。我的奇怪在于：我的“文化”杂交得太厉害。

在我的自传体《蓝火焰》中，你们也许已经看到，仅仅一年时间，我已经很适应北京的一切，和那个陌生的城市相处得格外融洽。在上海工作的这些日子，在我身上基本没有发生过与上海地域文化格格不入的地方。而我恰恰又是在新加坡那样的环境中熏陶出来的，sally还给与我深刻的影响……在我的灵魂里，传统和对传统的逆反，一直在作激烈的交锋，有时候这边赢了，有时候则是那边赢。多半时间，我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类人，我的文化是什么？往深里追究，我父母这样的中途移民，血液中的“文化杂交”，给了我无可改变的遗传基因。

第二天，我睡了个自然醒。赖在床上，给sally打电话，问她在哪儿？sally说她这一天事情非常多，让我送完小姑妈，然后去shangrila接她。因为小姑妈在这天要去香港，她把车给我留下了。我说，好。

按先前说好的，我把小姑妈和也聪弟弟送上了去香港的轮渡，转而把车开到了shangrila。都下午两点了，sally的商务午餐还没结束，她问我吃过没有？我说，没有啊，早上到现在什么也没吃。她让我自己在一边点餐，说：“别在这里给我添乱，吃完自己找地方玩去，我完了电话你。”临了，还追了句，“别离开酒店啊！”

我在另一张桌上吃饭，看着她那里收了午餐，换了一拨客人，接着，又收了茶盏，又换了一拨。年头上有许多客户需要沟通一下，大家年景都不好，不抓紧通通气，这一年麻烦就大了。她这样对我说。可是，开年才第二天啊！

她一男一女两个助理忙得颠颠的，不断接听手机，不断地往外拨打电话。其间，那女生到我桌前坐了会儿，说：“喘口气——”她说，“看你吃得香，我午餐根本没吃。”

我看盘子里的三文鱼忌士面吃得有点脏，就说，给你点些吃的吧？女生说：“不要了，这个土豆饼我吃了吧？”土豆饼才吃了两口，她又被叫回去了。当时我就想，我是不是真应该回澳门，帮一帮他们了？可我能帮到他们吗？我担心sally永远会埋怨我“添乱”。

吃完午餐，回车上拿了泳裤，我独自到健身房玩了会儿，手机一直不敢离身，下水的时候还把手机交给了服务生，说一有电话赶紧叫我接。那地方环境真好，完全是个人造的海湾，白色的栈桥一直伸到泳池的中央，水碧蓝而清澈。我感到这样的泳池最适合和sally两个人一起玩了，在水中缠绵，然后在白色的休闲椅上打盹。我需要这样的时光，sally也需要，可她太忙了。

等我从泳池出来，快换好衣服时，才接到电话，sally说她要在酒店歇一会儿，晚上和我一起去一晚宴。我上了楼，见俩助理开了间房在休息，sally在另一屋睡觉。于是我和俩助理闲聊起来，他们问我最近的金融形势对上海的影响怎么样？我说，还行，我们公司看不出有什么影响，也许企业越不景气广告业会越好。他们说，听说上海大的商务楼里人心惶惶的。我说，有这事，前一次我去浦东金茂，确实看见不少员工在扎堆说裁员的事，主要是外国公司在上海的子公司。俩助理互相调侃起来，说倘若自己被裁后该去哪里吃饭。他们说本地话，我听得半懂不懂的，一个劲跟着他们瞎笑。

后来，他们问了问我结婚的事。我说，但愿6月之前你们的情况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