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公司座机的午夜铃声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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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司座机的午夜铃声
也聪少年老成,问我和sally之间有没有文化差异?
我自己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异,或者说曾经有,现在这种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有些事说起来也是很奇怪的,比如,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快结婚了,可她从不在我面前洗漱,她用洗手间的时候,永远对我是锁门的。在她的意识中,刷牙洗脸这些洗手间里的事很私密,是不能两个人共处一室的。有次,我陪她去看牙医,她坚决不允许我站一边看,她不能容忍我看见她长大嘴露出满口牙齿。如果说这就是文化差异,那刚开始接触时肯定是存在的。
当我在之前的文中说到,我进她卧室必须敲门,经她同意才行,有一读者朋友觉得太不可思议,这日子怎么过?但事实就是如此。毕竟我们还没有结婚。
可是sally有一点非常好,她不强求我,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性过日子,前提是不破坏她的习惯。我平时大大咧咧,衣冠不整,愿意光脚在家里走来走去,敞着洗手间门就小便,或者早上起来冲完澡裹着浴衣就吃早餐,这些她都不管我,也没有觉得我有做错。但她会提醒我,在外面,比如住酒店,或者家里住着另一个客人,就不可以这样。
有些方面,她的思维和我们相悖,比如,前一阵子,关于劣迹艺人的事,她始终不理解怎么会成为一个公众事件?怎么可以大家一起去讨论一个人的**?我经常从她嘴里听到说“他有错吗?”“这不是他个人的选择吗?”“法律怎么说,对这个事有认定了吗?”当时,我还转不过弯来——那艺人不是自己还流着眼泪在跟公众认错呢,网上传的那些事难道不是错不是罪行吗?后来,公众舆论逐渐出现与sally类似的质疑,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犯下劣迹的标准,只有法律一把尺子,其他的都是道德绑架。sally认为,只有法律才能对一个人实施裁决,不是每个人、不是任何机构都拥有这样的权力,哪怕是发起众议,用舆论“杀死”一个人,对他作所谓的“道德审判”。
通过这件事,我有点明白,在她的“文化”里,对有些事的看法和我们截然不同。我们本质上是情绪化的,感性大于理性,对生命的真实涵义采取不承认主义。由于明白了,sally许多想法我变得容易接受了。
sally尊重生命的本源,使我的现实生活获得很高的质量,有些事我不能说太多,毕竟,她是我未来的太太,但我由此而仰视她,打心眼里觉得“舍其取谁”——没有sally也许我不能知道生命原来如此美好。
我同样是个很奇怪的人。我的奇怪在于:我的“文化”杂交得太厉害。
在我的自传体《蓝火焰》中,你们也许已经看到,仅仅一年时间,我已经很适应北京的一切,和那个陌生的城市相处得格外融洽。在上海工作的这些日子,在我身上基本没有发生过与上海地域文化格格不入的地方。而我恰恰又是在新加坡那样的环境中熏陶出来的,sally还给与我深刻的影响……在我的灵魂里,传统和对传统的逆反,一直在作激烈的交锋,有时候这边赢了,有时候则是那边赢。多半时间,我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类人,我的文化是什么?往深里追究,我父母这样的中途移民,血液中的“文化杂交”,给了我无可改变的遗传基因。
第二天,我睡了个自然醒。赖在床上,给sally打电话,问她在哪儿?sally说她这一天事情非常多,让我送完小姑妈,然后去shangrila接她。因为小姑妈在这天要去香港,她把车给我留下了。我说,好。
按先前说好的,我把小姑妈和也聪弟弟送上了去香港的轮渡,转而把车开到了shangrila。都下午两点了,sally的商务午餐还没结束,她问我吃过没有?我说,没有啊,早上到现在什么也没吃。她让我自己在一边点餐,说:“别在这里给我添乱,吃完自己找地方玩去,我完了电话你。”临了,还追了句,“别离开酒店啊!”
我在另一张桌上吃饭,看着她那里收了午餐,换了一拨客人,接着,又收了茶盏,又换了一拨。年头上有许多客户需要沟通一下,大家年景都不好,不抓紧通通气,这一年麻烦就大了。她这样对我说。可是,开年才第二天啊!
她一男一女两个助理忙得颠颠的,不断接听手机,不断地往外拨打电话。其间,那女生到我桌前坐了会儿,说:“喘口气——”她说,“看你吃得香,我午餐根本没吃。”
我看盘子里的三文鱼忌士面吃得有点脏,就说,给你点些吃的吧?女生说:“不要了,这个土豆饼我吃了吧?”土豆饼才吃了两口,她又被叫回去了。当时我就想,我是不是真应该回澳门,帮一帮他们了?可我能帮到他们吗?我担心sally永远会埋怨我“添乱”。
吃完午餐,回车上拿了泳裤,我独自到健身房玩了会儿,手机一直不敢离身,下水的时候还把手机交给了服务生,说一有电话赶紧叫我接。那地方环境真好,完全是个人造的海湾,白色的栈桥一直伸到泳池的中央,水碧蓝而清澈。我感到这样的泳池最适合和sally两个人一起玩了,在水中缠绵,然后在白色的休闲椅上打盹。我需要这样的时光,sally也需要,可她太忙了。
等我从泳池出来,快换好衣服时,才接到电话,sally说她要在酒店歇一会儿,晚上和我一起去一晚宴。我上了楼,见俩助理开了间房在休息,sally在另一屋睡觉。于是我和俩助理闲聊起来,他们问我最近的金融形势对上海的影响怎么样?我说,还行,我们公司看不出有什么影响,也许企业越不景气广告业会越好。他们说,听说上海大的商务楼里人心惶惶的。我说,有这事,前一次我去浦东金茂,确实看见不少员工在扎堆说裁员的事,主要是外国公司在上海的子公司。俩助理互相调侃起来,说倘若自己被裁后该去哪里吃饭。他们说本地话,我听得半懂不懂的,一个劲跟着他们瞎笑。
后来,他们问了问我结婚的事。我说,但愿6月之前你们的情况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