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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走上台来，对台下学子略一作揖，不少后学晚辈，纷纷站起还礼。只听他缓缓说道：“承蒙橙里先生厚爱，在下归乡，路经扬州，又曾在此讲过学，今日若不前来，反对不起各位了。”阮元听他说话，中气倒足，又颇为谦和，言语圆转自如。殊不知戴震早年也常与人辩论儒家“性理”之类问题，年纪大了，方自然纯熟起来。
戴震道：“后学戴震，平日颇愿思索这圣人学问中性理诸事，有些一家之言，编了三卷薄册子出来，实在也不是什么大学问。后学在科场多年，也不过得了个举人，想必是学术尚有不逮之处。不过既然各位愿意听后学一言，后学今日便讲讲后学所思，这‘理’字究竟是何来由，又作何解释吧。”戴震对儒家思想中“理”的思考颇多，自己所著三卷《孟子字义疏证》，第一部分便是讨论“理”的意义，这时所言，其实也只是自谦而已。
戴震见台下无人反对，便渐渐进入正题：“我等读圣贤书，这‘理’字，终是绕不过去的，可这‘理’字究竟作何解释，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学尝遍观先秦经典，方认识到，‘理’字意义颇多。有肌理，有腠理，有文理，亦有条理。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可见这人有了心智，便能观万物条理，便是我等常言之‘理’了。这‘条理’一说，又解释为‘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郑康成也说‘理者，分也。’什么意思呢，便是对事物之区别，详加区分。知道事物的差异，便是‘知理’了。自然，知道事物的差异，便也应当知道事物的本质。”
戴震讲儒家这“理”字，语言浅易，详加说明又不失依据，阮元听了，渐渐信服。又听戴震缓缓道：“这‘理’字字义虽多，但纵观上古经籍，似乎并不常见。各位之所以觉得常见，实乃宋儒言‘理’之故。可宋儒又是怎么说的呢？‘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按宋儒这般说法，这‘理’自天而出，自人有了心，便存于心中。可事实是否如此呢？后学冒昧，自觉这‘理’本在人心之外，是人看到天下万物，才明了这万物之理。”
“大家又要问了，戴某这般言语，有何依据？后学不才，试举亚圣孟夫子之言，为大家解释一番。孟夫子曾言，各人之口不同，但尝起食物，味道相同。各人之耳不同，可听起声音，音韵相同。由此可见，虽然各人心不同，但总能认识到些相同之物，这相同之物，便是‘理’了。”
“各位又要问了，这与宋儒之言有何区别呢？后学觉得，这事物之理，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大家才有疑惑。可外界的声音，大家总听得到吧？大家想想，是先有了声音，后被耳朵听见，还是耳朵先知道了声音的存在，声音再出现的呢？自然是前者了。既然耳朵听声音是这样，用心去思考事理，自然也应是这样了。”
“可有些不学无术之人，听了宋儒所谓理在心中的言论，便自以为所作所为，全凭自己心中所想。心中觉得对了，便是有理，觉得错了，便是无理。久而久之，刚愎自用，不听人言，反倒把这些视为圣人教诲！唉，这大好的一生，便这般自己糟蹋了。要知道这事物之理，应当自外部观察入手，方可在心中形成认识。若是随心所欲而不观察外物，和那些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又有何异呢？”
“宋儒不但这‘天理’二字说偏了，便是这‘人欲’二字，一样偏了，后学不才，曾听宋学之人讲起，这《礼记.乐记》之中，便有‘灭天理而穷人欲’一言，如何偏了？要知道这人欲到了尽头，天理自然就被破坏了。可为了维护天理，便一定要湮灭人欲吗？人欲如流水，性理如沟壑，水在沟壑里流动，哪里错了？若是水流不依沟壑而动，四处奔流，才是错了！宋儒看这理欲，便如对待正邪一般，非此即彼。可这天理人欲，并非正与邪一般，是绝对对立之物啊……”
戴震所言，乃是儒家学者中常见的“天理人欲之辨”，其实颇为复杂，为了讲学，已经讲得非常浅易。但阮元这年毕竟才十一岁，对于这些深刻的道理，也很难理解多少。只觉戴震讲的这些，言辞简明扼要，却又引经据典，极有说服力，至少要比所谓“宋儒”、“宋学之人”要强多了。
阮元还不知这其中言论，便是清朝中期学者之间，辩论最激烈的“汉宋之争”。清朝取代明朝建立后，不少以明遗民自居的学者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明亡教训，认为其中之一，便是学者不学无术，毫无考据便空口辩论，最终违了圣人本意。所以自顾炎武、黄宗羲以来，便大力呼吁“实学”而反对“空言”。
但所谓“实学”，本身包罗万象，具体到每一件事物，又有不同的做法。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顾炎武曾多次进行考据，以说明词语原本之意。进入清朝中期，学者多推崇顾氏，一时考据之学大盛，甚至有较为激进的学者，为了考证一个词语的原义，竟然要找遍先秦两汉的所有流传著作。不过这个时段的上古作品，一共也没留下多少，否则学者们便是穷尽一生之力，恐怕也看不完那么多书。
这些学者往往认为，越是距离孔孟圣贤近的时代，对词语做出的解释越容易符合原意。所以汉代大儒许慎和郑玄，便成了这些学者的推崇对象。由于这些学者动辄引用汉儒对经典的解释，这一派便渐渐被称为汉学学派，而依然推崇程朱理学的学者，便被称为宋学学派了。
其实清朝官方科举，并未直接认可汉儒，官方言及科举，明文称四书要遵循朱子集注，五经也有对应的理学注解。早期圣祖康熙帝在位时，更是大力推广理学。故而清朝中前期，宋学占了绝对主流。可清朝进入中期，一方面宋学理论渐渐僵化，学派后继乏人。一方面文网颇密，民间读书人若是一言一行不合上意，只要被揭发出来，便可能是大逆之罪。所以很多读书人明里不言，却暗中和朝廷较劲，你专用宋学，我便推广汉学。又有惠栋、戴震等人，倾毕生之力于经籍之中。故而朝廷之外，汉学学者反而地位越来越高。
当时在位的清高宗乾隆皇帝，倒也不是不清楚这些。但乾隆颇有心术，深知这些儒者并非真有什么“大逆”之心。所以言辞之罪，针对的多是些声名不著的生员和在乡举人，而对于戴震这些已成名的海内名儒，非但不加罪名，反而听之任之。戴震本也不愿参与政治，反而积极参与《四库全书》的修撰。于是皇帝与大学者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和平。久而久之，不少乾隆前期的汉学学生，已经成了学政、典试之官，后来学生在科举中引用汉学学者如惠栋、江永之说的，不仅不会落榜，反而容易得到更高名次。
这时的阮元，尚未参与汉宋之争，但戴震这一番言论，却也让阮元心中，多了一个敬仰之人。阮元之后也再未见过戴震，三年之后，因编修四库，致力学术，戴震积劳成疾而终，年仅五十五岁。
这时戴震讲学已毕，江昉又回到堂中，请了戴震回去，其余书生也各自归家。阮承信父子告别了孙星衍和洪亮吉，正也要离去。忽听江昉在后面说道：“得中可否暂留片刻？”
阮承信听江昉唤他，只好回过身去。阮元虽不想再入江府，但江昉毕竟是他舅祖，也恭恭敬敬的施了礼。只听江昉对阮承信道：“得中离开我江府，这数来也有两年了，先前提到那件事，不知可否考虑清楚了？”
阮元颇为疑惑，不知江昉所谓何事，阮承信道：“既是舅父出言，本该前往，只是……”看了看阮元，似乎有些不便。江昉也不强求，道：“若是不方便，回去和夫人商量一下也好。”阮承信这才带了阮元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