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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同样对自己生活知足常乐，只是她已经远离职业生涯，更不去需要斗志了，她已经是两个宝宝的妈妈了。全职带娃的生活在别人看来甚是幸福，特别是在所里曾经的同事看来，nancy俨然已经成为是人生赢家。nancy也是法学院毕业的，在读法学院之前她是药学博士，因此对医药、科研、专利等相关领域都很专业，因为当时所里面的律师中有药学背景的不多，当时正巧合伙人正在代理一个医药公司的诉讼案件，所以nancy一进所就直接被合伙人带去做诉讼，写memo，见客户了。她做的也是意外的好，这源于她身上的一股冲劲。nancy高中时候曾经生病在家休养1年多，功课落下不少，大学入学时候自然也比届同学们年长一点，因为总觉得比同龄的学生落后，所以她潜意识中总会更努力一点，比身边的人更努力一点，结果她读博士的时间比别的药学博士都少了几年。法学院的时候当然也是这样一路冲过来的。我们共事的那几年，nancy参与的大案子用双手数不过来，虽然她不是主办律师，但是她的存在在案子过程中的作用很大，我看着她从一年级律师到而高年级再到马上要升顾问。就在我觉得她毫无悬念地要成为我们所目前最年轻的顾问的时候，nancy在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周一，找管理合伙人提了辞职。
原因是她打算结婚了。
我知道她在谈恋爱，但不知道在她看来婚姻和工作不能共存。
即使在那一周里，管理合伙人们挨个挽留，nancy还是在周五给所有同事发了farewell letter。她last day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同事在公司楼下的餐厅聚餐，nancy没有悲伤难过后悔之类的表情，只是淡淡的说她想通了。具体想通什么了，我也没问清楚，只记得旁边其他同事们有的用半开玩笑的聒噪的声音说着她这是自毁前程，有的则是羡慕祝福与不舍。我那时的感觉当然是后者，我真心希望她幸福，并且我觉得只要她心里感到值得就好，像开心不开心，应该不应该这种问题，等价于“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问题，即使她的选择和我的喜好不同，那又有什么大碍呢，因为她的人生不是我的评价能够左右的，而我连我自己的人生都没有想得清清楚楚，又何必生出左右别人人生的念头呢。
有时候我会想起自己刚刚入职时候见过两位女士，一位是律所的全球合伙人tina，另一位全球是首席运营官donna。律所内部是有等级的，我们纽约办公室内部有管理合伙人、普通合伙人、顾问、律师、其他行政人员这样几个等级划分。纽约管理合伙人上面还会有美国管理合伙人、全球管理合伙人等等。统管整个律所的是全球管理合伙人tina，她六十岁上下，工作的时候气场强大，其他时间里面平易近人；负责整个律所运营的是全球首席运营官donna，五十岁左右，她看人极准，和她对视一眼后就感觉她已经看穿你当下心里所有的想法。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tina和donna一同从总部办公室来纽约办公室访问，参加合伙人会议，打算和纽约合伙人讨论美国东部业务的发展。在合伙人会议之前，她们会见了纽约办公室所有人员，我们在大会议室里听她们分别介绍自己，对我来时就是一次长见识、见到大人物的机会。圆桌会结尾为了避免冷场，一位纽约合伙人问了她们一个轻松一些的问题：作为国际律所的最高级别的管理者，同时也作为一位女性，能否给在座的律师们分享你的职业经历与人生选择，特别是给在座的其他职业女性们一些有意义的意见和激励？
这是个和工作相关的人生哲学擦边球问题，同时又强调了女性的身份，是个足以体现提问者智商的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