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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室在外人看来还算平静，人和人之间很少有冲突，可是为了奖金大家暗地里还是明争暗斗着。根据上一年奖金发放的情况，线路组占绝对优势变电组居中最弱势的是我们土建组。大陈主任是线路专业，小陈主任和徐飞主任都是变电专业，而我所在的土建组隶属于变电组，每次发完奖金之后，室里就有一场“冷战”。线路组的王达会找各种借口向变动组的徐飞发难。
王达是老三届的工农兵学员，上过山下过乡还当过线路工人，身体高大强壮声音洪亮不算口才还特别的好，而徐飞是恢复高考之后的首届大学生，他从南京化工动力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又考进南京工学院。他学问很好人品也不错，虽然个儿高高的，却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俩个人碰在一起就是秀才遇到兵，不管兵一样的王达如何高声断喝秀才般的徐飞既不生气也不还口体现出了他特有的涵养。
室里的其他人几乎视如不见，因此正面冲突和大规模的“战争”始终没有发生过。大陈主任毕竟是一把手，一般不轻易表态，事实上什么事情都由他作主，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我的上面有那么多老同志，要等到我能讲话不知要到猴年马月。
因此我一般不参与别人的议论，别人说的话我通常是听听而已。对于奖金分配上的事变电组有两位老工程师的意见最为强烈。
这两位便是顾锦源和罗伯超，他们认为线路组的奖金过高，奖金分配时不能以设计产值为基数而应该以出图的数量为基数。因为线路图比较简单通常还可以相互套用，由于线路的长度长、造价高、设计收费就高（即产值高）。而变电组做一座变电所往往要有水、电、暖、动、通（通讯）好几个专业协同作战才能完成，图纸明显比线路组多得很多，可是收入（产值）却远远比不上线路专业高。
线路组的王达、崔家奇对变电组的这一观点当然不予认同，既然有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还有什么好说的？因此罗伯超和崔家奇每逢开会就会为奖金分配的问题争论不休。
罗伯超是从北京电科所调回来的，祖籍江城市，因兄弟姐妹多又一直在外工作，罗工四十多岁还未成家。他的性格似乎与常人不一样，比较偏执，听不进别人的劝说，且很容易就激动起来。
我料理好爷爷的丧事后每个星期六都请假回家给爷爷“烧七”，直到七个星期之后按家乡的风俗爷爷终了“七”，我便正常上班了，因家事而拉下的工程图纸我只好利用休息天和夜晚加班补上。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埋头赶图，钱玉华和何晓平等几个女人叽叽咕咕的走进了走廊。她们可能是来加班晒图的，没等我开口问候她们，钱玉华见我办公室的门开着便进来了，我正趴在办公桌上专心致志的画图，她从我身后轻轻地敲了一下，喊道：
“苗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