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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2页）

每天晚上，小工队正要收工离开马拉德时，爸爸会给家里打电话，以便母亲在卡车开到山上时备好晚饭。我留心听着那个电话，电话一打过来，我就开母亲的车离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到虫溪剧场，坐在包厢看排练，把脚放在窗台上，在面前摊开一本数学书。自从学完除法，我就没再学过数学，对概念也不熟悉。我能理解分数的理论，但做起来很费劲，而且一看到页面上的小数，我就心跳加速。连续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剧场的红丝绒椅子上，在舞台上的演员背诵台词时，练习最基本的运算如何做分数乘法，如何运用倒数，如何将小数加减乘除。

我开始学习三角学。奇怪的公式和方程让人安心。我被勾股定理及其通用性深深吸引它始终能预测任意一个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我对物理的认知全部来自废料场，那里的物质世界似乎极不稳定、反复无常。但有一个原理可以定义和捕捉生命的维度。也许现实并非完全变化无常。也许它能被解释和预测。也许它能用常理理解。

我从勾股定理转向学习正弦、余弦和正切时，痛苦开始了。我无法理解如此抽象的概念。我能感知其中的逻辑，能感觉到它们赋予秩序和对称的力量，但我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它们严守秘密，成为一扇大门。我相信这扇门外是一个规则而理性的世界，但是我无法通过那扇门。

母亲说如果我想学习三角学，她有责任教我。她预留出一个晚上，我们俩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扯着头发在纸片上乱涂乱写。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才解答出一道题，但解出的所有答案都是错误的。

“我高中时一点儿也不擅长解三角，”母亲砰的一声合上书，抱怨道，“我学的那点儿知识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爸爸正在起居室里一边翻着仓库设计图，一边喃喃自语。我见过他亲手画设计图，亲自做计算，修改这个角度或增加那根大梁的长度。爸爸几乎没接受过正规的数学教育，但他的天赋不容置疑：不知怎的，我知道如果我将方程式摆在爸爸面前，他肯定能解出来。

我对爸爸说过我想去上大学，他当时说，一个女人的位置在家里，因此我应该学习有关草药的知识他笑着称之为“上帝的药房”以便将来接替母亲。当然，他还说了很多，质问为何我放着上帝的知识不学，反而去追求人类的知识。但我仍决定向他询问三角学的题。这点儿人类的知识，我确信他肯定拥有。

我草草将题写在一张新纸上。我走近时爸爸没有抬头，我小心翼翼地把纸放在他的设计图上。“爸爸，你能解答这道题吗？”

他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接着目光变得柔和起来。他将那张纸转了一圈，盯着看了一会儿，便开始潦草地画起数字、圆圈和巨大的弧线。他的解题方法与课本上的完全不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方法。他咕哝着，脸上的小胡子也跟着抖动。最后他不写了，抬起头说出了正确的答案。

我问他是怎么解的。“我不知道怎么解，”他边说边把那张纸递给我，“我只知道，这就是答案。”

我走回厨房，将干净平衡的等式与凌乱的草稿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计算过程做了一番比较。我被这张奇特的纸所震撼：爸爸可以掌握这门科学，可以破译其语言和逻辑，可以从中弯转、扭曲、挤压出真相，但他的解答过程却呈现出一片混乱。

我学习了一个月的三角学。我有时会梦见正弦、余弦和正切，梦见神秘的角度和让我绞尽脑汁的计算，尽管如此，我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我无法自学三角学，但我认识一个自学成功的人。

泰勒让我到黛比姨妈家和他碰头，因为那里距杨百翰大学不远。车程三个小时。敲响姨妈家的门时我感到不安。她是母亲的妹妹，泰勒在杨百翰大学上学的第一年住在她家，关于她我就知道这么多。

泰勒开了门。我们到起居室坐下，黛比正在准备砂锅菜。泰勒轻而易举解出了方程，每一个解答步骤都整齐有序。他当时在学习机械工程，即将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不久将去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角方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对此不耐烦，只是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这些原理。那扇门开了一道缝，我透过门缝往外看。

泰勒走了，黛比正把一盘砂锅菜递到我手里，这时电话响了。是母亲打来的。

“马拉德出事了。”她说。

母亲知道的信息不多。肖恩头着地摔了下来。有人打了911，他已被空运到波卡特洛的一家医院。医生不确定他能否活下来。她知道的就这些。

我想知道更多，一些关于概率的陈述，即使只为找个否定它们的理由。我希望她说“他们认为他会没事的”，甚至是“他们觉得我们会失去他”。什么说法都可以，而不是“他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