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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点仍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的大唐似乎换了一个样,不但皇帝不再是李世民和武则天那样的,就连服饰也焕然一新:衣服由紧身窄袖变成长袍宽袖,眉毛则由又细又长变成又短又粗。难怪白居易这样描述老宫女的过时落伍: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269]

社会上也是另一番景象。实际上德宗以后,上层风气日趋奢华,浅斟低唱和车马宴游成为新的时尚。英勇豪迈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青春年少的直朴气质不大有了,冲破传统的反叛氛围也不大有了,士大夫们更多地是痴迷于书法、图画、围棋、占卜,以及各种脍不厌细的精美饮食。[270]

这可真是恍如隔世。

变化与两件事情有关,这就是科举制和两税法。后者简单地说,就是以田亩为单位确定地税,以贫富(户等)为标准确定户税,以货币替代谷米和绢帛进行缴纳,每年不晚于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杂税全免。由于有地税和户税两种,又是夏秋两季征收,所以叫“两税法”。[271]

平心而论,两税法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赋税的征收由按人口计算变成了按资产计算。户税固然是大户多纳,小户少交,地税也是地多的税多,地少的税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负担,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展。[272]

可惜在王朝时代,立法者的善意往往是一厢情愿,中晚唐皇帝的诏令更未必能真正实行。贞元三年(787),全国大丰收,物价低到每斗米一百五十钱,粟八十。为了防止米贱伤农,帝国下令以平价收购粮食。这当然是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结果却是农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德宗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完全是意外。十二月某日,他外出打猎路过一家农舍,便信步走了进去。也许,他是想顺便做一次调研。当然,更可能是想听到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