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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视野（第6页）

自由霸权也引发国际冲突

但是，“自由霸权”里不但有“自由”，还有“霸权”。有时候，这种霸权体现为硬实力，也就是“拳头政治”。大家想想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决定跟苏联走，而不是跟美国走的时候，美国的反应是什么？是挥舞拳头，一定要这些国家上它的船。冷战期间，美国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独裁政权的支持和资助，也是臭名昭著。

当然，这种拳头式霸权往往效果不好，事倍功半。拿越战来说，不但是久拖不决，打成了美国的一个噩梦，而且到最后，越南还是跟苏联走了。可以说，美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正事半功倍的霸权其实是依靠软实力来争取人心，如果你经济发展、科技发达、人民生活更自由更幸福，其他国家往往会主动向你靠近，主动入股你的阵营，这才是聪明的霸权。

正因为欧美霸权常常借助于“拳头政治”，它也常常引发冲突。原因很简单：你想当老大，可别人不服啊。美苏争霸的过程引发全球无数的代理战争，这一点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即使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推销其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也遭遇了无数抵抗，引发很多冲突，包括今天很多人都在反思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米尔斯海默2018年写了一本书，叫作《巨大的幻觉》（The Great Delusion），就是批评美国的“自由霸权”政治。他的核心观点是，自由霸权行不通。为什么？因为民族情感，因为世界各国总有顽强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情感会抵抗外来的自由主义。他的观点，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美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很多国家根本不想要西式的自由民主，他们想要的是民族自豪感，是宗教归属感，是文明的认同，你非要塞给人家你的自由主义，结果就是打打打，何苦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有趣的是，这也正是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推崇“孤立主义”的理由。大家如果关注时事，可能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略知一二。这几年，他到处“退群”，四处“撤兵”，一会儿跟北约哭穷，一会儿从中东撤兵，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一句话：美国不干了。在他眼里，美国当了几十年的世界警察，自备干粮，四处巡逻，有人打911就得风雨无阻地赶到，没人打911，也一厢情愿地赶到。换来的是感谢吗？不是，换来的是世界各地人民烧美国国旗而已。所以，他决定，美国不如退回自己的老家，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用他的话来说，叫作“America First”。当然，他实际上是否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却不好说。毕竟，美国的国际霸权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不是个人意志的结果，也不是美国总统一个人能够收放自如的政策。

国际格局的新路口

无论是对自由霸权的推崇，还是对它的反对，或许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二战”以后，自由霸权的崛起的确塑造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曾经对于今天的贸易全球化、民主的扩散、战争的局部化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霸权的崛起又的确是充满冲突，所到之处常常引发西式自由主义和各地民族主义之间的激烈对撞。遗憾的是，硬币总有两面，我们往往很难得到一面的同时拒绝另一面。

有趣的是，尽管卡根和米尔斯海默对自由霸权的认识不同，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美国的自由霸权难以为继。为什么？相对的实力衰落了。一个阿富汗战争，美国就砸进去两万亿美元，一个伊拉克战争又是两万亿，最后的结果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除了怨恨，美国几乎一无所获。美国作为一个准帝国，“过度拉伸”已经给它自身造成沉重的负担。何况，美国内部激烈的党争、欧洲的离心化、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强硬化，正在改变东西方的实力对比，美国的霸权地位的确是岌岌可危。

对此，卡根在他的新书《丛林回归》（The Jungle Grows Back）中表达了忧虑，他说：“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已经在自由秩序的泡沫中生活了太久，已经很难再想象世界另外的样子。我们觉得这是自然的、正常的甚至必然的。我们看到了自由秩序所有的缺陷，希望它变得更好，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其替代方案有可能远远更糟。”或许，卡根的观点过度悲观——“替代方案”未必是国际社会的丛林化，而只是以现实主义替代福音主义。但是，指出个体的命运背后是国家、国家的命运背后是国际体系，而国际体系可能稍纵即逝，却是必要的提醒。毕竟，我们不希望，一千年、两千年后，当人们回望我们这个时代时，会像伟大的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回望罗马帝国时代那样哀叹：文明曾经如此辉煌，为何重新坠入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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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Kent Deng and Patrick O'Brien, “China's GDP Per Capita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Communist Times,” World Economics Journal, 17(2), 2016. 根据这项研究，如果换算成1990年国际元货币，公元1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为450元，而1900年则为545元，相差不大。

4. 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的经济后果

这一讲，我们来谈谈“经济全球化”。在今天这个时代，要讨论各国政治，全球化显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欧美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上升，特朗普当选、英国退欧、欧洲一批右翼政党支持率上升，都是这个趋势的表现。对此，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特朗普这么“不靠谱”的人都能当选总统？为什么英国在欧盟里好好待了那么多年突然要退出？为什么岁月静好的欧洲居然出现了极右的死灰复燃？人们追溯各种原因，找来找去，找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何以成为问题？

这个看法的逻辑是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虽然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给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带来了大发展，却牺牲了西方国家的蓝领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为什么？因为很多工作都跑到发展中国家去了，就算是留在发达国家的工作，工资也被压低了。这些被经济全球化抛弃的人一气之下动员起来，把右翼政治家选上了台。

先搁置这个观点的是非对错不说，这个观点的出现本身就让我非常感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核心论断是：西方发达国家，至少西方国家的底层，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我学的教科书是控诉全球化如何戕害了发展中国家。当时流行一个理论，叫作“世界体系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世界被分割成所谓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中心地带”由于贪得无厌，不断从“边缘地带”榨取资源，将其陷入永久的贫困。因此，所谓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本质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通过全球化实现翻身。

所以，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初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牺牲品，发达国家是受益者，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居然180度转弯，发达国家变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而发展中国家成了受益者。由于这个弯拐得实在太大、太快了，很多左翼人士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中很多人20年前还在抗议WTO、抗议全球化，但是现在，如果发生同样的抗议，针对同样的斗争目标，喊出同样的口号，这些抗议者可能不会再被视为“左翼进步主义者”，而会被视为“右翼民粹主义者”。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一些民众会把自己看作全球化的受害者？或许，“连通器原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变化。

大家在中学都学过“连通器原理”，就是相互连接的容器，如果我们把阻隔液体流动的关卡给撤掉，容器不同部位的水平面最后会趋于一致。全球化是什么？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构建一个“连通器”，它把世界各地之间的关卡都给撤掉了——撤掉之后，高处的水就哗哗流下来了，而低处的水则蹭蹭涨上去了。这一跌一涨，就出现了政治问题。哪怕各国生产率都提高，总体水位会上升，但是由于身处“连通器”的不同位置，也就是说初始位置不同，水位上升的幅度是大大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