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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与癌共生（第5页）

从更广的角度来说，思考不断变化的地球环境问题，也和这样的怀旧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到了我这个年纪，光是看到《寅次郎的故事》开头背景画面里的江户川风景，就足以大哭一场了。

第一次产生破坏冲动

我的音乐创作常常被评价为致力于打破传统价值观。的确，我不喜欢照搬已有的音乐“公式”。既然是创作，就应该不断挑战自我，尝试新的东西。

然而就像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先锋艺术”那样，“打破传统价值观”这个说法，也让我有些抵触。“前卫”是新的，“后卫”是旧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进步的，大众是保守的——这样的“二分法”早就过时了。

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音乐的话，我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在我出生的1952年，约翰·凯奇就发表了《4分33秒》[21]；在美术领域，马塞尔·杜尚把“现成品”《喷泉》[22]送去参加展览是1917年。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戏剧、电影、文学及音乐等领域，都兴起了先锋运动。一言以蔽之，就是摒弃旧的价值观，倡导新变革。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运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或许也是一种时间论吧，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大家共享的线性历史规则，姑且不论政治是否如此，我个人认为今后在艺术文化方面，应该不会再出现某种具有强烈破坏性的价值观了。

人各有异，也有一些表达者能在重复过去经验的创作中收获快感吧。但很遗憾我不是的，虽然我也没有要追逐现代最新技术来创作的想法。我只是想创作自己想听的音乐而已，不会去考虑先锋派这样高深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惊讶于自己在《时间》舞台成型的瞬间，内心产生的破坏冲动。《时间》既是一个装置，也是一场演出，是我视为《异步》这张我带有很深感情的专辑的续篇来完成的作品。

我做事没什么计划性，比如这次爬了北阿尔卑斯山，那下次试试爬南阿尔卑斯山，像制订登山计划一般来制订创作计划这种事，在我的人生中闻所未闻。四十年来都是随心所欲，可以说每次创作都和上一次不太一样。这种不太思考明天要怎么办的性格，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活在当下”吧。

在发行《异步》之后，我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不知道是不是《异步》对我的影响太大，我开始觉得，除了攀登过的山，也许还有更高的山峰存在于未知之处，因此想要再去做一些挑战。

后面我会来详细说说《异步》这张专辑。“Async”是“asynchronization”的缩写，意思是“异步”。现今世界流行的音乐都在追求“同步”，我却想要提出异议，也是对时间这一存在本身提出质疑。这些背后是我的生死观的一些变化。

由于住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本人未能到场参加，但2021年6月，《时间》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艺术节上顺利迎来了首演。3天里演了3场，每场结束之后，我都会跟在现场指挥的高谷史郎连线，远程对演出做一些修改指示，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演出的效果已经可以说是比较理想了。

我不太喜欢使用“完成版”这个词，尽管《时间》第三次公演时的舞台确实有了趋近完成的形态。但也就是在那时，我突然产生了想要亲手毁掉《时间》这件作品的冲动。《时间》是我在病中坚持完成的作品，前后花费了四五年的时间来制作，我对它有很深的感情，因此这种未曾预料到的破坏冲动，也是一种完全未知的体验。

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破坏冲动？直到现在，我也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和时间的悖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否定A，并同与之相反的B对抗，最终抵达C——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考逻辑。然而，在这种一开始就确定了原因和结果的思维方式里，早就蕴含着某种时间的幻象。

因此，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当我目睹《时间》成了一件成型的作品时，哪怕只是一个瞬间，这种完成形态也让我难以忍耐。和别的舞台相比，《时间》已经是一个有很多即兴元素的作品了，即便如此，当它拥有“完全形态”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固定化。

今后《时间》要在别的地方演出的话，呈现方式可能也会与在荷兰艺术节时有所不同。

我以前就不喜欢庄重的有仪式感的东西，看来这种感觉随着年纪的增长越发明显了。现在我会随心所欲地弹钢琴，每天花几个小时去享受手指敲击琴键时发出的声响。对我来说，这样的心态就足够了。

对《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23]的想法

我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既然好不容易延长了生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想要写出超越《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作品”这样的话。

音乐创作的灵感就是一瞬间的事。实际上，我想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那段旋律只花了30秒。坐在钢琴前，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下一个睁开眼睛的瞬间，那段旋律就已经带着和音浮现在了乐谱上。可能你会觉得，别开玩笑了！但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想，只要我的生命还能延长1分钟、2分钟，就有可能写出更多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