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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一九四六年六月（第5页）

这一句问出来，颜福庆的眼神霎时变得黯淡。他沉默良久，方开口道：“我给你讲一个陈志潜医师的故事吧。”

方三响听过此人的大名。他是协和的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兰安生教授的弟子。陈医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深入到河北定县，赤手空拳建起一套三级卫生示范区，直到七七事变后才被迫停止。姚英子时常提及，佩服得不得了。

“抗战爆发之后，陈教授辗转来到四川，在卫生署的支持下开展四川农村的卫生改造工作。他吸收了大量无照医生、地方郎中和高中学生，专门为他们开设了短期卫生培训，中央卫生实验院也向他输送了大量人手。靠着这个办法，他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间，在四川建起了一百三十一个县级卫生院和一百三十九个卫生所，可谓是成绩斐然。”

方三响很是吃惊，这个数字实在是不简单。但他没吭声，因为后面必有转折。

“但是陈医生辛苦建起的这一间间卫生院，却出现了大量贪污腐败的行为。管理者上下勾结，收受贿赂，兼职私活，套取药品物资和预算，甚至还和当地政府合作，巧立各种名目征收税费。仅仅是被揪在明面上的，就有九个院长被撤职。陈医生不停地在各地巡视纠察，可官僚彼此推诿，终究无济于事。到了一九四五年底，政府忙于回迁，精力不再放在四川一省，加上通货膨胀，价格飞涨，这套体系便无法维持，近于荒弃……”

说到这里，颜福庆的声音在微微颤抖：“我至今还记得，志潜在今年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公共卫生事业如此之知性主义、理想主义，在过去一年里，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开始怀疑它在中国的实用性——志潜那么坚韧的一个人，消沉颓丧之意，竟溢于言表。你问我效果如何，我只能说，任重而道远。”

颜福庆说到这里，双眸里闪过一丝少有的困惑，连带着最后吐出的五个字，都显得不那么自信。

“您愿意听听我的看法吗？”方三响道。颜福庆敏锐地觉察到，对方的气质发生了微微的变化。他不由得稍微坐直了几分，凝神倾听。

“我认为，无论是您还是陈医生的构想，都是好的，只是不切实际，”方三响顿了顿，觉得有点欠斟酌，可一时又想不到更委婉的表达，只好硬着头皮道，“因为它只是空中楼阁，落不到地上，就算勉强栽种，勉力扶植，也无法真正生根发芽。”

颜福庆的眼眸一闪，但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好奇。

“就拿陈医生来说。他所遭遇到的麻烦都不是医学上的，而是体制上的。官员贪腐，这是政府监察不力；资金匮乏，这是国家重视不够；建设推诿，这是政令运转不灵；地方民众不配合，这是他们没有被宣教过，不明白这件事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方三响的声音提高了几分，“您想想，这些问题，哪个是医生该解决的？能解决的？”

颜福庆做过卫生署长，比方三响更清楚政府内部的风格，听了只是苦笑。

“您一定还记得项松茂总经理吧？他多年前就跟我抱怨过，政府官员觉得洋药应有尽有，买都买不过来，何必还要自己费心去做。国家对民族制药毫无扶持之心，导致至今奎宁、磺胺等战略药物均不能国产。如果我们要建起一个覆盖全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需要大量廉价药品，这又岂是陈医生一人能解决的？”

方三响讲到这里，语速重新放缓：

“陈医生和您的公共卫生构想很好，但恕我直言，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它根本执行不下去。从上到下，每一个环节都会出现问题。譬如在一间充满病菌的屋子里，手术方案再如何完备，也无法挽救病人。若无有决心的政府，则无有效果之卫生。若无有效果之卫生，则无有健康之民众。”

这发言大胆且危险，颜福庆盯着他，半晌方道：“听起来你已经有了正确答案？”

“我多年前在山东碰到过一个牧师，他给我讲了信义宗的起源。他有一段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当千百个人问出同样的问题时，提问本身便构成了答案。”方三响抬起头，看向窗外，“现在我知道了，这四万万人想要活下去的心愿，就是我一直以来所苦苦寻求的答案。”

“说得好，四万万人的公共卫生服务，本该是让四万万人一起参与。”颜福庆赞道。

方三响抬起右手臂，攥紧五指：“陶管家教过我几招拳法，他说打出好拳的关窍，讲究力从地起。不懂得这个发力技巧，任凭拳理如何精通，打出去也是软绵绵的。同样的道理，公共卫生的成效，取决于金字塔底，而非塔尖，取决于政府能不能从最广泛的底层汲取力量。”

颜福庆轻轻拍打一下膝盖：“力从地起，嗯……这个提法很有意思。这不正是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我知道一个更准确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