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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春回大地。
金名池在暖暖的阳光下冰雪消融熠熠生辉，琼林苑垂柳抽芽绿树茵茵，城内城外各条道路上车马辚辚，人行如梭。
金军自去年年底两路入侵，目前半数已经退出宋境，中山、河间两府及沿边诸州军得以保全。消息传来，京中士民群情振奋，市井之中鸣锣敲鼓以为庆贺，朝堂之中歌功颂德大呼吾皇圣明的声音多了，呼吁王师挥戈北上,收复河东失地,解救生民于倒悬的声音再次大了，而金军围城期间倒向主和派的朝臣，此时也及时悬崖勒马，明智的改弦更张。
民间主战的音量高了几分，朝中弹劾主和派的弹章也多了起来，一场正本清源反攻倒算似乎在所难免。朝中赏功罚罪，厘清人事自是正理，政事需要有能力的官员操持，皇帝也需要搭建自己的亲信班底。在这样的背景下，蔡京、童贯、蔡攸等徽宗朝臭名昭著的六贼及余孽被勒令监视居住，李梲、郑望之、李邺、王孝迪等主和派骨干悉数罢黜，李邦彦的首相地位也岌岌可危；空缺出来的位置，迁唐恪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何桌尚书右丞，耿南仲尚书左丞，许翰同知枢密院事，而半年以来坐着火箭升官的吴敏隐隐有接任首相的趋势。
一切都在向好，女真入侵的阴霾几乎快一扫而空。在此期间，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传来，挑动着京中君臣敏感的神经，太上道君皇帝又出幺蛾子了。
却说徽宗仓促禅位，又带着老婆仓促南逃后，一路巡幸至镇江停了下来，而后截用江南资财修建宫室庭院，奢靡之风不改。此外，令朝中君臣最为不满的是，徽宗并不愿意失去大权，毕竟他此时才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因此镇江行营粉墨登场，京师诏令难入江南，隐隐有另立中枢的味道。
在这样的形势下，奉迎徽宗回京限制其权力就成了举朝的共识，也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毕竟当朝诸公与新皇或多或少都有共情：大事不妙时你留下一副烂摊子跑了，害得留下之人一个多月担惊受怕风中凌乱，现在金军撤了倒又想起摘果子了，哪有这般好事？而朝中其他事情，比如什么金军还在围困太原，什么种师中已经驻军真定，什么姚古收复了隆德府、威胜军都要往后靠靠。
既然有了行动共识，自然有人吹响号角，有人担当前锋，有人作为策应，当然还得注意方式方法，以免造成父子反目引发物议。历经小范围的筹谋，大范围的讨论，最终形成行动纲领，这套组合拳下来隐隐也有了行军打仗的韵味。
起居舍人汪藻作为钦宗的心腹率先开炮。他以孔夫子“谨身节用以养父母”的言论，从道义层面提出迎回徽宗以尽孝道，此外，他还建议以宰相为迎奉上皇使，天子率百官东向临遣于庭，退而斋居蔬食，清宫以待，做足对上皇的恭谨与虔诚。这理由正确的无以辩驳，谁也挑不出理，很快便议定以门下侍郎赵野充太上皇行宫迎奉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