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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献给母亲的安魂曲（第5页）

“绳文时代”四个字涵盖的范围长达一万年。即使是同一时期制作的陶器，由于在不同地区出土，其外观也完全不同。比如，在福井县的若狭发现的图案比较朴素，与后来弥生时代的陶器相似，十分漂亮，这可能与该地区面向日本海，靠近朝鲜半岛有关。而在隼人居住的萨摩，也就是现在的鹿儿岛县发现的文物，则与东南亚国家也使用过的陶器相似，都有用贝壳制成的图案。因此，即使从我这个门外汉的角度来看，也不应该简单粗暴地一概称为“绳文陶器”。

当时还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人们以50—300人为单位建立聚落，在日本列岛西部至东部自由生活。一开始，来自不同聚落的人们无法沟通交流，但随着贸易的发展，从神津岛采集的黑曜石不仅流向本土，还北上到了北海道。特别是在绳文时代中期，青森县三内丸山成了重要的贸易中心。我的假设是，为了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人们越来越需要共同的语言和数字的概念，于是现今日语的母语就这样自然地产生了。

我的这个假设，源于访问非洲的经历。东非的共同语言是斯瓦希里语，除此之外，当地人也能运用他们本地部落的语言。斯瓦希里语的起源据说是阿拉伯语。很久以前，阿拉伯商人为了贸易而周游东非，不同部落之间的共同语言也随之发展壮大。因此，斯瓦希里语并不一定是非洲的原生语言。

拥有广阔领土的中国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语言差异，甚至越过一座山，语言就会发生变化。即使在法国，出生于南部阿韦龙的昆虫学家法布尔[23]十几岁离开家去巴黎时，在书信中记录下自己无法与当地人交流的困境。或许在民族国家的制度建立之前，所有土地都可以说是边缘地带吧。

当然，这在日本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从十几岁时就深信，日本人的根源并非只有一个。因此，我对日本是由单一民族的“大和民族”建立而成的国家神话也发自内心地厌恶。

在我小学入学时，新宿车站摆放着电视，直播摔跤比赛。路过车站的人们在那里驻足，近乎狂热地观看比赛。新宿车站挤满了向摔跤力士力道山齐声加油的群众，尽管力道山[24]出生于如今的朝鲜咸镜南道，却被视为“日本人”。我非常抵触成为那群人中的一员，独自为对手“铁人”卢兹（Lou Thesz）[25]加油助威。

有些跑题了，让我们重新回到绳文时代上来。在学校的历史课上，通常我们学到的是，人们开始种植水稻之后才会定居，但在和中泽新一旅行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属于狩猎民族的绳文人已经开始定居。据调查，三内丸山遗址的人们已经定居生活了1 700多年。但我们忽视了这一事实，认为农耕带来了定居并导致了国家的出现，因为这种叙事更简单易懂。我想，这也许是人类以语言为中心的大脑的不良习惯之一。

在这次“绳文圣地巡礼”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当时人们在演奏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当时出土的文物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明确是乐器，但在青森县的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一种工具，是用木头制成的，给它装上弦的话就能演奏。

如果用骨头制作乐器，它可以保存更长时间。在欧洲，曾经发现用鸟骨做成的笛子，距今已有4万年的历史。如果笛子只有一个音孔，说不定黑猩猩也会用它“噗噗噗”地吹奏玩耍。但是笛子被打开了好几个音孔，这就是想要改变音调的证明。我想这体现了文明的进步。

当然，现在我们只能想象绳文时代存在什么样的音乐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祭典和向神祈祷是头等大事，因此，理论上应该存在某种形式的音乐。也许只是用手打拍子，或用木棍敲动物骨头这种非常原始的形式——我在和中泽新一参观遗址时，就这样想象着人类最初的音乐形态。

关于大贯妙子的回忆

2010年11月，我和大贯妙子合作发布了专辑UTAU，并且在年底进行了两人的首次巡回演出。这张专辑的制作概念非常简单：我弹钢琴，大贯妙子唱歌。原本是纯音乐的曲目《探戈》《三只熊》和《花》等，她自己填上了日语歌词。我们在札幌郊外的艺森工作室进行了久违的集训式录音。

我们很早就有一起制作专辑的想法，但我工作很忙，而且觉得我们现在的音乐风格与过去相比有些疏离，所以一直逃避合作。然而在步入60岁之前，我开始想也许可以试一次。从年轻的时候起，大贯妙子就在很多方面给过我很多帮助，我给她添了很多麻烦，所以我也有想要回报的心意。毕竟我已经从野兽进化成人类了。

此刻我才能说，其实我曾经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和大贯妙子住在一起。我后来因为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我真的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后来，我母亲与大贯妙子关系很好，曾去看望“照顾过龙一”的她。大贯妙子还告诉我：“你母亲送给我一条很美的珍珠项链。”

当时，大贯妙子发表了新歌曲《新衬衫》。听到这首歌的歌词，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流泪。但是哭的人不仅仅是我，当我在两个人的音乐会上努力忍住眼泪开始弹奏这首歌的前奏时，观众席上也传来呜咽声。我想可能是观众席上坐着知道我们过去关系的人吧。现在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成为像亲人一样的好朋友，UTAU更是建立起两位成年音乐家之间的新关系。

不过话说回来，回忆起过去真是很怀念啊！和大贯妙子认识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们都还没有红起来，总之是有大把的时间的。想打麻将的时候，两个人也打不起来，就打电话邀请和我们关系不错的山下达郎[26]：“来不来？”山下便立刻开着他在练马区[27]老家面包店的轻型卡车，赶过来打麻将。还叫上住在附近的吉他手伊藤银次[28]，我们四个人一直围着麻将桌打牌，连续三天熬夜简直是家常便饭。

想想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正经工作，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呢？不过，我当时在艺大有学籍，虽然常常逃课，肚子饿了，还是可以用通勤月票乘电车去位于上野的大学。然后我就一直在食堂前蹲点，像张着蜘蛛网一样等待熟悉的面孔出现。“你有钱吗？”“能不能请我吃饭？”如此这般地敲诈别人，非常厚颜无耻。反正那时候，一碗猪排饭也只要90日元嘛。

向日葵一般的母亲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2010年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我和母亲在这一年死别。2009年夏天，母亲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我把她送到了一家老人医院。我在日本停留时，总会在商场的地下专柜买美味的便当去看她。从年底开始，母亲的意识逐渐模糊，直到次年1月9日她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前经历了父亲的去世，但与母亲的分别真的让我非常难过。还不至于陷入抑郁，但我的失落感真的很强烈。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父亲即使待在家里也会一直审阅稿件。平日里，他几乎不会在我醒着的时候回家，即使偶尔打个照面也会表现得很自大，是有点让我心烦的存在。相比之下，母亲活泼开朗，善于社交，我从小就可以跟她谈论很多事情。在我的内心，父亲和母亲有着两种不同的性格特质：一个是经历过战争的沉默寡言的九州男儿[29]，另一个则是向日葵般明媚的东京女性。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时常在我内心碰撞，有时会让我感到矛盾和冲击。